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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一号文件2022解读心得体会3篇
中央一号文件学习心得体会
明确水利的战略地位，是关系水利事业长远发展的基本问题，也是出台治水兴水政策的重要依据。水利在各级党委和政府工作中能不能摆上应有的位置，关键看对水利认识的高度、重视的程度、投入的力度。
我们党和国家在不同历史时期，
对水利的地位作用作出过经典论断和精辟阐述。早在1934年，毛泽东同志就提出“水利是农业的命脉”；
改革开放至上世纪末，中央明确水利是“国民经济和社会持续稳定发展的重要基础和保障”；
进入新世纪，中央又与时俱进地提出“水资源是基础性的自然资源和战略性的经济资源”。这些重要论断，反映了我们党对水利事业发展的规律性认识，阐明了做好水利工作的极端重要性，对促进我国水利改革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随着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发展,我国水资源形势深刻变化，水安全状况日趋严峻,水利内涵不断丰富、功能逐步拓展、领域更加广泛，传统任务与新兴使命叠加，现实需要与长远需求交织，水利对全局影响更为重大，地位更加凸显。
首先，水利是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屏障。防洪保安历来是治国安邦之要。经济越发展，财富越丰裕，社会越进步，越需要把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始终绷紧防洪保安的弦。面对气候变化带来极端天气事件增多的趋势，防汛抗洪压力越来越大，任务越来越艰巨，务必夯实打牢防洪保安的大堤。
其次，水利是经济发展的基础支撑。水是支撑经济活动的基础性资源。我国经济持续较快发展，对水资源的需求迅猛增长，水资源短缺日益加剧，成为许多地方发展的瓶颈制约。不把水利的文章做好，经济建设就难以为继；
不把节水的文章做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就失去了重要依托。讲发展、搞建设，务必水利先行，量水而动。
第三，水利是农业的命脉。水利兴，五谷丰。我国农业基础薄弱，关键是农田水利设施薄弱；
改变靠天吃饭局面，根本是兴修水利。保障国家粮食安全，解决×亿人的吃饭问题，决不能单靠风调雨顺，根本出路在于大兴水利强基础，提高抵御自然风险、旱涝保收的能力。
第四，水利是生态安全的源头保障。水是生命之源，水秀才能山青。生态问题很大程度上就是水的问题，有的是少雨缺水带来的，有的是水土流失造成的，有的是水质污染引发的。保护和改善生态，治水改水是基础和关键。
第五，水利是民生改善的紧迫要务。保障人民群众有水喝、喝上干净水，是维系生命健康的头等大事，是与群众利益最直接、最紧密的民生工程，是为百姓办实事、办好事的当务之急。许多地方随着水源变化、水质污染，不仅农村存在大量饮水不安全人口，而且城市居民的饮水保障也出现了问题。饮水安全的社会关注度空前提高，保障百姓吃水用水的压力越来越大，提高饮水安全保障能力十分紧迫。
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立足国情水情变化，从战略和全局高度出发，系统阐述水利在现代农业建设、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改善中的重要地位，第一次将水利提升到关系经济安全、生态安全、国家安全的战略高度，第一次鲜明提出水利具有很强的公益性、基础性、战略性。这些重要论断是对水利发展阶段特征的科学判断，是对我国长期治水兴水经验的提炼总结，是我们党对水利工作认识的又一次重大飞跃，对统一全党思想、形成全民共识、凝聚全社会力量加快水利改革发展，必将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和深远的历史影响。
新形势下推进水利改革发展，必须坚持正确的指导思想。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把水利作为国家基础设施建设的优先领域，把农田水利作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重点任务，把严格水资源管理作为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战略举措，注重科学治水、依法治水，突出加强薄弱环节建设，大力发展民生水利，不断深化水利改革，加快建设节水型社会，努力走出一条中国特色水利现代化道路。这为我们推进水利改革发展明确了努力方向、战略重点和基本思路，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水利工作的根本遵循，必须不折不扣地贯彻到水利事业的各个领域。
导性的要求，既鼓舞人心、令人振奋，又符合实际、切实可行。
总结治水兴水伟大实践，把握新形势下水利建设规律，中央一号文件提出了“×个坚持”的基本原则，即坚持民生优先，坚持统筹兼顾，坚持人水和谐，坚持政府主导，坚持改革创新。这些原则是多年水利工作实践的结晶，是全党全社会治水兴水的思想基础，必须在推进水利改革发展实践中把握好、坚持好。
2018年是“十二五”开局之年。“十二五”时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是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时期，也是水利事业迎来又一个春天的重要机遇期。各地区各部门一定要乘着中央一号文件的东风，认真学习，深刻领会，完整理解中央精神，准确把握中央要求，进一步明确新形势下水利的地位和作用，务必把中央的要求转化为推动水利改革发展的新思路、新措施、新办法,推动水利实现跨越式发展，增强水利支撑保障能力，实现水资源可持续利用，为促进经济长期平稳较快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作出更大贡献。
今天，相对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人类已经进入信息化时代。在马克思看来，划分一个时代，不在于生产什么，而要看用什么来生产，是工具的变化引发了时代的变革。但时代交替并不是简单的工具性改变，更为重要的是使用工具的方式，随着时代的变更发生了质的改变。就像人们曾经用斧头砍树，后来又用锯来锯树，不仅“锯”代替了“斧头”，而且使用方式也由“
砍”变成了“锯”。同理，随着计算机和网络等信息化工具在机构编制管理领域的广泛应用，机构编制管理的模式，也应该做出调整和创新，否则将会严重影响机构编制管理的成效。结合对信息化和机构编制管理的认识与理解，笔者认为，创新机构编制管理模式，要以实现“五化”为目标。
一、通过信息化，让机构编制管理实现联动化
机构编制管理处于行政管理的源头位置，但其自身的能力和资源有限，需要组织、人事、财政等相关部门随后拿起管理的接力棒，才能有效完成整个行政管理过程。就当前现状而言，机构编制管理部门与组织、人事、财政等行政部门，在事实上经常处于相对分离的割据状态，虽有业务联系，但联动效果不能有效实现。其主要原因是数出多门，本该在人事、财政等管理环节作为工作依据的编制信息不能实现有效共享，同时也没有相应保障措施来维护编制的法规性尊严。因此，亟需在部门之间构建一个协调配合、资源共享的联动管理机制，而不是相互争权、彼此冲突的耗散机制；
同时，就机构编制部门本身来讲，也需要建立并完善一套包含申请、审批、核准、公示、督查、处理、反馈等递进的管理流程，让管理无处不在，才能真正管住、管好并用活有限的执政资源。
随着计算机、网络以及通信技术等信息化手段的广泛应用，尤其是网络的介入，把行政管理的各个工作环节都联结到了一起，就像一个有机体一样，“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管理效应，随着制度的健全，正在逐渐形成，至少已经从技术角度为机构编制信息共享和联动管理提供了平台。目前，中央编办研发的《实名制管理系统》，吉林省编办正在建设并应用的《编制人事财政综合管理系统》，都是为达到联动管理效果，实现管理的协调、配合和制约而开发的。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信息化管理工具，吉林省编办独立设置后才出台了审办分离的管理措施，以及空编使用的管理规定。从事实上，我们已经看到了机构编制管理的联动效果：过去虽然也规定空编进人必须符合相应的结构标准和职数要求，但是没有相应的保障措施，很难实现这一管理目标；
现在，有了《编制人事财政综合管理系统》，则可轻松实现这一目标了。随着《编制人事财政综合管理系统》功能的健全和配套管理制度的不断完善，凡与机构编制相关的信息都将逐渐统一由系统来管理，以彻底解决数出多门的问题。凡涉及机构编制管理的业务内容也将统一通过系统来办理，以达到数据共享、根除底数不清的问题。届时，机构编制管理的联动局面自然也就形成了。
二、通过信息化，让机构编制管理趋向质量化
定职能、定机构、定编制是机构编制管理的核心内容。每一名机构编制工作者都知道，要依据职能设定机构，依据机构核定编制，但依据什么来确定职能呢？从编制管理学角度讲：“职能的产生取决于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所以，应该依据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来确定职能。但要掌握始终处于变化中的社会发展客观需要，仅靠数量有限的机构编制工作者，无论在人力上，还是在能力上都是不可能的。因此，实际工作中的机构编制管理，只能相对偏重于事前审批，而审批之后的效能管理以及审批之前的职能确定等工作环节必然会受到弱化，导致机构编制管理中出现一些漏洞，造成超编、混编、混岗、吃“空饷”、底数不清等问题也就不可避免了。
今天，电脑代替了人脑可以无限存储并处理我们需要的各种资料，互联网可以随时提供我们需要的各种信息。联网后的《实名制管理系统》和《编制人事财政综合管理系统》可以让管理触角伸到每一个工作环节。基于这样的信息化背景，机构编制工作完全可以由阶段式管理走向全程控制。吉林省编办已经提出，今后不仅要管数量，更要管质量。今年，独立设置后的吉林省编办非常忙，主要原因不是因为工作多了，而是因为新的机构编制管理模式正在形成过程中，目前已经完成的机关基本制度建设、基础资料政策法规的收集整理、机构改革成果的检查验收、机构编制信息的核查以及正在进行的事业单位机构编制管理情况调研，都是为实现“质量化”的管理目标而做的基础性工作和积极的努力。随着信息化手段在机构编制管理领域应用的不断深入，调研工作变得越来越高效和快捷，机构编制管理也越来越客观和科学，单纯的数量审批式管理正在逐步趋向包含职能研究和效果评估的质量化管理。
三、通过信息化，让机构编制管理实现同步化
统计工作是机构编制管理的一项基本业务，也是检查机构、编制执行情况的重要手段。过去，人工的统计方式不仅不可避免地会产生误差 ，有时还会出现为了掩盖管理问题而人为修改统计结果的情况，更为不可避免的是，等到统计结果作为管理者决策依据时候，实际工作中数据已经发生了改变，因此决策依据的只能是相对准确的统计结果。决策的滞后必然会带来管理的滞后。可在今天，网络时间处于一种无始无终的状态。随着《编制人事财政综合管理系统》等信息化管理系统的应用和完善，政府专网的联通，
尤其是随着机构编制业务办理与中心数据库的联通，机构编制信息会随着业务的办理，自动同步更新到中心数据库中。目前，吉林省编办正在将各类机构、编制和实有人员等信息录入到数据库中。机构编制网络数据库健全以后，同步动态的机构编制管理模式自然也就形成了。那时，统计将不再是一项基本业务，更不用由专人来管理了，因为机构编制工作基础信息健全后，相关的管理信息时时都会自动更新。可见，在信息化背景下，基础信息的建设工作尤为重要。因此，今后一段时间内，要把信息的建立与完善做为机构编制管理的基础性工作。
《编制人事财政经综合管理系统》的应用，并不意味着机构编制管理范围的扩大，其主要目的在于确保管理的效果，体现机构编制的法规性。因此这套涉及编制、人事和财政等部门的综合管理系统仅限于编制部门使用还不足以达到同步的管理效果。通俗地讲，在《编制人事财政综合管理系统》的使用上，机构编制管理部门的主要任务是确保机构编制相关信息的全面与准确，人事管理部门的主要任务是对号入座，依据机构编制情况来配备人员，只有在此基础上，财政管理部门才能在相关的管理环节上有所依据，并体现出编制的法规性，实现同步化的管理目标。
四、通过信息化，让机构编制管理走向机制化
机制与体制同属制度范畴，但机制不同于体制，体制是形之于外的由不同组织构成的制度体系，它通过组织行为实现其特定目标。例如，我国的行政管理体制，从政府的组织设置上就可以看出是从中央到地方的分级管理体制，这次的大部制改革以及省管县的设想都属于体制层面的调整。而机制是形之于内的由不同要素组成的制度系统，它通过要素间的相互协调来实现其特有的功能。例如，交通路口的摄像头，表面看就是一个摄像装置，但其实是一套交通管理机制，它是由摄像头、网络以及影像处理程序和配套的交通管理规定等要素组成的。在这一机制面前，首先是不敢违反，其次是如果不小心违反了就一定会受到惩罚，这是机制不同于一般制度规定的约束功能。吉林省编办正在逐步完善的《编制人事财政综合管理系统》，是为解决超编、混编、吃空饷、数出多门、底数不清等问题，而建立的包括编制、人事、财政信息的综合管理机制。从理论上讲，人事调整一定要用到编制，财政拨款必须要依据编制，这是编制的法规性体现，但要在实际工作中得到贯彻，仅有规定是不行的，因此在启用《编制人事财政综合管理系统》的同时，除了制定相应的配套管理制度外，还要在管理实施过程中设置相应的管理环节，让管理工作只有通过系统处理才能正常运行，就像车辆必须通过装有监控装置的路口一样，管理的目标自然也就实现了。由于这类机制只有在计算机、信息处理程序和网络等信息化工具的基础上才能建立，所以完全有理由说机构编制管理的机制化建设是信息化时代带给我们的必然选择，它让人力做不到的事情变得可以做到了，让人力不能控制的事情变得可以控制了。
利用信息化工具进行机构编制管理的机制化建设并不仅限于横向的部门之间，纵向的、甚至是纵横交错的管理模式，在网络面前都将不是难事。通过网络，上级可以随时对下级的管理工作进行检查和监督，下级也可以及时掌握上级的管理动态。甚至不同部门、不同级别的机构之间，只要存在着共享信息，就可以通过信息化手段，建立相应的机制来保障管理效果的实现。但是信息化手段本身并不是万能的，只有在科学配套的管理制度支撑下，才能真正起到机制的制约与保障作用。
五、通过信息化，让机构编制管理转向服务化
今天，我们正在创建服务型政府。但是，信息不对称意味着的是地位的不平等，地位不平等，服务就无从谈起。因此在政府垄断并控制着各种管理资源的条件下，尤其是机构与编制管理信息被做为一种秘密资源进行管理的背景下，服务是无从体现的。目前，吉林省政府一方面将带有管理性质的审批职能从相关部门逐一剥离，成立了“一站式办公、一条龙服务”的政务大厅，从体制上在转向服务化；
另一方面，机构编制管理的信息也正在由政府垄断并控制的封闭状态转为向广大人民群众公开的开放状态，从客观上正在形成地位平等的服务局面。在大家都掌握信息、了解政策的情况下，我们拥有的不再是管理的权力，而是肩负着服务的职责，因此工作实质就是服务，服务意味着要走出去，而不是过去的等着人家找上门来。
从实际工作中应该看到，无论是政务大厅的成立，还是管理信息的公开，都没有离开信息化工具的支撑，管理信息的共享需要网络，服务信息的公开更离不开网络。网络正在让今天的社会以一种虚拟的状态存在于人们面前，人们的身份也在逐渐网民化，维系网民关系的网上活动规则也不同于现实生活中的法律，它是通过平等协商产生的一种契约，这些变化让人们的关系越来越趋向平等。随着网络的健全以及管理系统的完善，在不远的将来，足不出户就可以实现相应的管理目标并满足人们的服务需求，甚至随着信息化机制的健全，不按规定进行审批的政府行为随时会被管理系统自动曝光。那时，服务将不再是政府的一种目标追求，而将会在事实上成为政府的一种普遍行为。可见，信息化正在逐步让我们走近服务型政府的建设目标。
今天，无论我们是否意识到，信息化都已经变成社会存在的一个大背景。因此，必须解放思想，创新观念，如果桌上摆的是计算机，连接的是网络，脑袋里装的却是手工时代的管理观念，是很难实现机构编制的管理目标的。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事业就像一片茂密的森林，机构编制管理的任务就是要去掉那些不该长出来的树干和树叉，信息化的管理工具就像手中的电锯，我们的工作方式既不能是手工时代“砍”，也不能是机械时代的“锯”，而应该是信息化时代的“推进”，但前提是必须能够找到启动电锯的按钮，“推进”才能是有效的。目前，我们对信息化的认识与理解还有很多不正确的地方，正在做的信息化建设工作可能还存在一些问题，有些甚至可能还需要打破现有状态，重新进行规划和设计，因此利用信息化工具创新机构编制管理，需要做的工作还有很多。相信随着管理观念的调整创新，制度的健全完善和以及系统的不断成熟，机构编制管理的成效一定会变得越来越好。
进全社会科学用水、合理用水、节约用水。
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实行最严格的水资源管理制度。学习贯彻中央一号文件精神，就是要始终坚持像重视国家粮食安全一样重视水资源安全，像严格土地管理一样严格水资源管理，像抓好节能减排一样抓好节水工作。
实行最严格的水资源管理制度，必须建立“三项制度”、确立“三条红线”。要从水量、用水效率和水质三个方面，建立用水总量控制、用水效率控制和水功能区限制纳污“三项制度”，确立用水总量、用水效率、水功能区限制纳污“三条红线”，着力改变当前水资源过度开发、用水浪费、水污染严重等突出问题，使水资源要素在我国经济布局、产业发展、结构调整中成为重要的约束性、控制性、先导性指标。
建立用水总量控制制度，确立水资源开发利用控制红线。要抓紧制定主要江河水量分配方案，建立流域和区域取水许可总量控制指标，作为需水管理的重要依据，实施流域、区域用水总量控制。加强相关规划和项目建设布局水资源论证工作，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以及城市总体规划的编制、重大建设项目的布局，要充分考虑当地水资源条件和防洪要求。严格建设项目水资源论证制度，对擅自开工建设或投产的项目一律责令停止。严格取水许可审批管理，对取用水总量已达到或超过控制指标的地区，暂停审批建设项目新增取水；
对取用水总量接近控制指标的地区，限制审批新增取水。严格地下水管理和保护，尽快核定并公布禁采和限采范围，逐步削减地下水超采量，实现采补平衡。同时，不断健全国家水权制度，充分利用市场机制，优化配置水资源。
建立用水效率控制制度，确立用水效率控制红线。要加强节水科技研发，推广节水技术设备，普及节水科学知识，促进节水事业发展。尽快制定区域、行业和用水产品的用水效率指标体系，加强用水定额和计划管理。加大重点行业和关键环节的节水力度。在农业领域，继续抓好大中型灌区和井灌区节水改造，大力推广喷灌、滴灌和管灌等先进适用节水灌溉技术，积极发展现代旱作节水农业；
在工业领域，严格限制水资源不足地区建设高耗水型工业项目，尽快淘汰不符合节水标准的用水工艺、设备和产品，重点抓好钢铁、火电、纺织、化工等高耗水行业节水；
在城市生活领域，加强供用水管理，提高公众节水意识，大力推广节水器具，减少跑冒滴漏。
建立水功能区限制纳污制度，确立水功能区限制纳污红线。按照水功能区目标要求，从严核定水域纳污容量，严格控制入河湖排污总量，加强省界和重要控制断面水质监测以及入河湖排污总量监控。根据不同水功能区的功能定位和水质现状，确定未来一个时期各流域、各省区不同功能区的达标率要求，强化水功能区达标监督管理。特别要强化饮用水水源地保护和监测，完善突发性供水安全应急预案，切实保障饮用水安全。不断健全水生态补偿机制。
实行最严格的水资源管理制度，必须强化组织领导，落实管理责任。各级党委和政府要站在全局和战略的高度，推动建立统筹协调、组织有序、运转高效、保障有力的工作机制，县级以上地方政府主要负责人对本行政区域水资源管理和保护工作负总责。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按照职能分工，尽快制定完善各项配套措施和办法，形成落实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的组织合力。建立水资源管理责任和考核制度，把水资源开发利用、节约保护等主要控制性指标作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硬约束”，纳入地方政府相关领导干部综合考核评价体系。
实行最严格的水资源管理制度，必须夯实行业基础、提高管理水平。要编制好河湖岸线利用规划，抓好水域岸线管理，促进水生态系统修复。科学制定流域开发和保护的控制性指标，合理确定主要江河、湖泊的生态用水标准，加强水利水电 工程生态影响评估论证，保持河流的合理流量和湖泊、水库的合理水位。划定水域岸线控制利用分区，加强涉河建设项目管理，严禁围垦、挤占水域和河道。严厉打击非法采砂活动，严禁乱采滥挖。加强水库调度和梯级水库联合调度，兼顾上下游、左右岸、干支流，正确处理防洪、供水、航运、生态与发电的关系，正确处理社会效益、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关系，保障水库中
下游地区生活、生产、生态用水需求。搞好水资源调查评价，加快水资源监控体系建设，及时掌握水资源变化及其开发利用状况，建立与用水总量控制、用水效率提高、水功能区管理和水源地保护相适应的监控设施和管理平台，为实施最严格的水资源管理制度提供基础条件。
历年中央一号文件解读
2010年是改革开放31周年，当我们站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长征路上回眸时看到，中央一号文件再次聚焦“三农”，这是党的十七大以来第7个关注“三农”问题的一号文件，是改革开放以来第12个中央一号文件。
在这一系列中央一号文件指引下，30年来农村改革高潮迭起。在不同的年代背景下，十一个中央一号文件各有侧重，准确把握保护农民物质利益、尊重农民民主权利、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改革主线，加速了城乡协调发展的历史进程，共同奏响了繁荣农村经济、促进农民增收、推动农村社会发展的气势磅礴的主旋律，是我国城乡社会走向和谐发展、致力于共同繁荣的时代最强音。
1982—1986：谱写中国改革进程的五个辉煌篇章
波澜壮阔的中国改革事业，发端于农村。研究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不能不研究农村改革，不能不知道一个专用名词——“五个一号文件”。
第一个“五个一号文件”是指从1982年到1986年，党中央制定和颁布的关于农村工作的五份文件。这五个一号文件，记录了中国共产党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指导中国农村改革的一系列重大决策，对实现农村改革率先突破、调动广大农民积极性、解放农村生产力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深深地印在亿万中国农民的心坎。
1982年1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第一个关于“三农”问题的一号文件，总结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农村改革，进一步放宽了农村政策，肯定了“双包”（包产到户、包干到户）制。
1983年1月，第二个中央一号文件《当前农村经济政策的若干问题》正式颁布。文件从理论上肯定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在党的领导下中国农民的伟大创造，是马克思主义农业合作化理论在我国实践中的新发展”。文件要求全面推行家庭承包责任制。
1984年1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一九八四年农村工作的通知》，即第三个一号文件，强调要继续稳定和完善联产承包责任制，延长土地承包期。规定土地承包期一般应在15年以上。文件使农民吃了“长效定心丸”。
1985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进一步活跃农村经济的十项政策》，即第四个一号文件，中心内容是调整农村产业结构，取消30年来农副产品统购派购的制度，对粮、棉等少数重要产品采取国家计划合同收购的新政策。国家还将农业税由实物税改为现金税。
1986年1月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关于1986年农村工作的部署》，即第五个一号文件。文件进一步摆正了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在肯定原有的一靠政策、二靠科学的同时，强调增加投入，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
第一个“五个一号文件”，通过对家庭联产承包的肯定，使亿万农民逐步从绵延数千年“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产模式中解放了出来，通过非农经营等方式，在解放生产力的同时，实现了劳动力自身的进一步解放，开始参与到中国工业化、城市化的伟大历史进程，为中国城市经济体制改革，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和取之不竭的精神动力。
在改革丰碑上的第一个“五个一号文件”，激发了亿万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开创了中国农村改革发展的新局面。自此，农民收入稳定快速增长，增速快于城市，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逐步缩小，几千年温饱不保的中国农民越过贫困，从温饱向小康迈进。
据统计，1978年到１９８４年，农民人均纯收入由133.57元增加到355.33元，年均递增17.71%，其中1982年的年增长率为19.9%，为历史最高。从1978年到1988年，粮食总产由4000亿斤增加到8000亿斤，创造了以占世界7%的耕地养活占世界22%的人口的奇迹。乡镇企业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到上世纪90年代初期，乡镇企业成为中国经济中最活跃的部分，全国工业产值中“三分天下有其一”。
新世纪七个一号文件的主题思路梳理
历史的车轮驶入21世纪，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势头不减，“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已成为现实。
然而，农村的改革和发展不断面临新的难题。特别是从1997年开始，农民收入增幅连续4年下降。1997年至2003年，农民收入连续7年增长不到4％，不及城镇居民收入增量的五分之一。粮食主产区和多数农户收入持续徘徊甚至减收，农村各项社会事业也陷入低增长期。“有饭吃，缺钱花”，“吃饱了饭，看不起病，读不起书”，城乡发展严重失衡，农村社会矛盾日益突出，城乡居民收入在一度缩小后又进一步扩大。
面对“三农”严峻形势，党中央审时度势，从国民经济全局出发，对城乡发展战略和政策导向做出重大调整：党的十六大指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建设现代农业，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大任务。更多关注农村，关心农民，支持农业，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的地位得到再三强调。
2004年中央一号文件，《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见》。这是时隔18年后中央再次把农业和农村问题作为中央“一号文件”的主题。文件突出农民增收问题，抓住了整个三农工作的核心。
上个世纪90年代后期，随着农产品供求关系由供不应求向供求平衡、丰年有余的历史性转变，农村经济以及整个国民经济的结构性矛盾突出出来，农民收入进入了低速增长阶段。1997年到2003年的7年中，农民人均纯收入平均每年只增长了4%，只相当于同期城市居民收入增幅的一半左右。从收入增长的绝对额来看，农民收入7年只增加了532 元，仅相当于城镇居民一年增加的收入。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拉大，由80年代中期的1.8：1，1997年的2.5：1，扩大到2003年的3.3：1。
可见，农民增收困难已经成为农业和农村发展中的突出矛盾和问题。
必须深刻的认识到，农民收入长期上不去，不仅影响农民生活水平提高，而且影响粮食生产和农产品供给；
不仅制约农村经济发展，而且制约整个国民经济增长；
不仅关系农村社会进步，而且关系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
不仅是重大的经济问题，而且是重大的政治问题。
中央站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全局的高度，把促进农民增收作为一号文件的主题，充分体现了科学的发展观和“以人为本”的指导思想，适应了新阶段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符合广大农村干部群众的迫切愿望，也抓住了整个三农工作的核心。
2005年中央一号文件：《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工作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若干政策的意见》。文件突出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建设，抓住了提高农业生产力水平和保障粮食稳定发展的关键。
针对农业依然是国民经济发展的薄弱环节，投入不足、基础脆弱的状况没有改变，粮食增产、农民增收的长效机制尚有建立的严峻形势，2005年中央一号文件把政策集中指向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
加强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建设，抓住了发展农村生产力的关键，是促进粮食增产和农民增收的结合点，是解决当前矛盾和促进长远发展的结合点。既有利于抵御农业自然风险，又有利于防范市场风险；
既能够提高土地产出率，又能够提升农产品竞争力；
既是缓解资源短缺的有效途径，又是增强农业发展后劲的治本之策。这是农业和农村的一件大事，是一项长期管用的基础工程。抓住了这个重点，就抓住了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的关键；
解决了这个问题，就夯实了农业持续稳定发展的基础；
做好了这项工作，就能进一步促进农村的繁荣。
2006年中央一号文件，《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全面部署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根本。
根据我国农业基础设施脆弱、农村社会事业发展滞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矛盾依然突出，解决好“三农”问题依然是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重大而艰巨的历史任务的形势，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历史任务。根据十六届五中全会精神，2006年中央一号文件的主题确定为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这是新时期农村工作整体布局中的重要步骤，是保持农村政策连续性、稳定性的必然选择，抓住了农村全面小康建设的根本。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总的要求是“生产发展、生活富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这五句话二十个字，说明要建设的新农村，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党的建设协调推进的新农村，也是富裕、民主、文明、和谐的新农村。要大力改善农业生产条件，推动农业科技进步，加快建设现代农业，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这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首要任务；
繁荣农村经济，扩大农民就业，增加农民收入，不断改善和提高农民生活质量，这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出发点和归宿；
着力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搞好村庄规划和治理，改善村容村貌，营造良好人居环境。这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关键环节；
积极发展农村社会事业，强化农村公共服务，培养造就新型农民，树立文明风尚，这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主要内容。
2007年中央一号文件，《关于积极发展现代农业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突出发展现代农业在新农村建设中的地位，既体现了持续扎实推进新农村建设的总体要求，又进一步明确了新农村建设中的首要任务。
2007年中央一号文件之所以把积极发展现代农业、扎实推进新农村建设作为主题，是因为建设新农村，生产发展是基础，发展现代农业是基本着力点。没有现代农业发展，就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农村。而一些地方在推进新农村建设中过分偏重村庄建设，忽视发展生产特别是现代农业，把主要精力放在村庄整治和住房建设上，把新农村建设简单地搞成了新村建设，偏离了新农村建设健康协调推进的轨道。中央在2007年一号文件中突出发展现代农业这一新农村建设的首要任务，既有利于夯实新农村建设的产业基础，也有利于把各方面的注意力和积极性引导到生产发展上来，确保新农村建设按照中央确定的方向顺利推进。
同时，发展现代农业是保障粮食安全迫切需要，是促进农民增收的基本途径，是增强我国农业国际竞争力的根本出路，是持续推进工业化、城镇化的重要条件。
2008年中央一号文件，《关于切实加强农业基础建设 进一步促进农业发展农民增收的若干意见》。
2008年中央一号文件，以加强农业基础建设、促进农业发展农民增收为主题，抓住了实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基础问题。加强农业基础建设，内涵丰富，涉及面广，既包括深化农业基础地位认识、保障农产品基本供给，又包括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强化农业基本支撑，还包括稳定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健全基本公共服务、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等方面内容。我国农业基础薄弱，既是多年积淀的老问题，也是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凸显的新矛盾。历史和现实一再告诫我们，经济社会发展的最大隐忧在农业，农业发展的瓶颈制约是基础脆弱。必须把农业的基础夯实做强，努力实现农业稳定发展、农民持续增收，扎实推进现代农业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2009年中央一号文件，《关于促进农业稳定发展农民持续增收的若干意见》。
随着国际金融危机的快速扩散和蔓延，对我国经济的负面影响日益加深，对农业农村发展的冲击不断显现，保持农业稳定发展、农民持续增收的难度明显加大。2009年是新世纪以来我国农业农村经济发展形势最严峻的一年，是“三农”工作面临挑战最大的一年。
因此，中央提出，2009年农业农村工作必须立足全局、服务大局，保持农业农村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围绕稳粮、增收、强基础、重民生，强化惠农政策、增强科技支撑、加大投入力度、优化产业结构、推进改革创新，坚决防止粮食生产滑坡、千方百计保证国家粮食安全和主要农产品有效供给，坚决防止农民收入徘徊、千方百计促进农民收入持续增长。
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关于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 进一步夯实农业农村发展基础的若干意见》。
2010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以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进一步夯实农业农村发展基础为主题，要求“稳粮保供给、增收惠民生、改革促统筹、强基增后劲”，提出把统筹城乡发展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根本要求，把改善农村民生作为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重要内容，把扩大农村需求作为拉动内需的关键举措，把发展现代农业作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大任务，把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和推进城镇化作为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持久动力，更加凸显“三农”工作对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重大意义，这不仅是促进农业稳定发展、农民持续增收、农村和谐稳定的根本之举，更是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战略需求。特别是，文件着眼于以改革创新这个基本动力来促进城乡统筹，着力构建以工促农、以城带乡长效机制，协调推进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建立健全有利于农业农村发展的体制机制、政策制度与宏观环境；
立足于加强农业农村基础建设、强化基础支撑，全面提升农业农村可持续发展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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