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当代中日经济发展与变革的若干解析
2008年10月15日～16日，中共上海市委党校(上海行政学院)主办了中日双边的“当代中日经济发展与变革”国际学术研讨会。来自中日两国近70位专家学者围绕中日两国经济的相互比较、中日两国经济的新发展新变革，以及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观察分析当代中日经济等主要方面，进行了分析研究和交流研讨。
一、关于当代中日经济的若干比较与启示
日本和中国先后被国际舆论称之为“世界工厂”。对此，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原副所长、研究日本经济的著名专家冯昭奎研究员进行了深入的比较分析。他认为，日本的“世界工厂”基本上是“国别行为”，是日本的产业结构高度化和市场全球化的产物，而中国的“世界工厂”基本上是“国际行为”，是全球性的国际劳动分工与产业结构调整的产物；中日两国的“世界工厂”化道路是很不相同的，日本的产业技术及装备的发展走的是一条“引进一消化吸收一改进―创新一出口”的道路，而中国往往是重复引进技术设备；日本的”世界工厂”在世界制造业的位次是中高端居多，并且掌握了许多核心技术，拥有自己的品牌和国际销售网络；而中
国的“世界工厂”在世界制造业中大都居中低端，缺乏核心技术、自己的品牌和国际销售网络。造成这种明显差别的原因很多，其中主要是日本高度重视自主研发、日本制造业的精细化和精制化生产。
针对日中两国先后不同程度遭遇的“泡沫经济”、通货膨胀及能源瓶颈等问题，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的著名专家张季风进行了深入探讨。他认为，从20世纪80年代起，日本陷入泡沫经济及通胀的泥潭。那时，日本已进入后工业化阶段，国内市场饱和，进一步拓展的空间很小；而中国近些年虽然也遭遇到这类难题，但中国仍处于工业化发展的初中期阶段，国内市场非常广阔；1980年代的日本企业发展已经相当成熟，日元已经全面走向国际化，经济泡沫化程度也很高，日本政府一度还缺乏应有的认识；而中国的许多企业还处于早期发展阶段，人民币没有全面国际化，泡沫经济只在少数产业领域发生。张季风认为，目前的中国经济现状与1970年代的日本经济比较接近，在经济增长的模式上，面临的国际经济环境和国内经济形势‘等方面有不少类似。他指出，日本在1970年遭遇“石油危机”之后，采取一系列措施，摆脱危机，遇制通胀，新能源新技术开发、治污环保等成功经验，应当为我们借鉴。复旦大学原副校长施岳群教授则指出。目前的中国经济同三十几年前的日本经济并没有多少可比性，而且日本1970年代除了在应对“石油危机”和
产业向海外转移方面有成就之外，其他方面大都乏善可陈，特别是随后逐渐升温的泡沫经济、日元贸然全面国际化及其大幅度升值等，都给日本经济带来灾难性的严重后果，这些教训值得我们吸取。
对外经贸大学的袁长军教授认为，目前中日两国都面临着本国货币对外升值和对内通胀的双重压力。因此，现行条件下，中日两国最优的货币政策是阻止本国货币对外继续升值，并且打破这种升值的预期，主动采取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中共上海市委党校的鞠立新教授认为，战后日本经济经历了“恢复重建―高速增长―调整升级―泡沫经济―泡沫破灭和增长乏力―努力转型提升”的发展与变革的基本轨迹；中国经济自1978年以来经历了“农村改革先行与特区试验―对外开放―持续调整增长―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瓶颈制约增多―进一步深化改革和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努力转型和结构升级”的发展与变革的基本轨迹。其中有些过程和环节有相似之处，值得分析和借鉴。
日本农业现代化对中国具有借鉴意义。中共上海市委党校的庄荣盛教授认为，中日农业经济在客观条件上有许多相似之处，中国农业现代化可以借鉴日本的一些有益经验，农民应当成为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农协”是帮助分散的小农实现农业现代化的有效组织形式，工业化、城镇化应当吸收大量的劳动力，大力发展专业农户和推进农业生物技术进步。云南大学的程士国教授比较了中日两国的农民，总结了
日本战后解决城乡收入差距的经验，其中最突出的，是实施彻底的农地制度改革，实行耕者有其田；制定相当严密的有关法律，大力发展农协组织，实行农业产业的政府援助政策。复旦大学的焦必方教授研究了日本农村现代化过程中的“市町村合并”，他认为，日本跳跃式地推进农村城市化，实现以城带乡、城乡一体和改善乡村公共服务的重要举措和成功经验，我国可以分析借鉴。对此，云南大学的程士国教授则认为，日本农村的“市町村合并”是在不少农村衰落背景下不得已所为，并不能算作是积极的推进农村现代化。
政府在微观经济运行中的作用、以及中日两国中小企业发展的比较，理所当然地为专家学者们所关注。中共上海市委党校的石涛博士指出，战后以来，日本政府微观规制的主要理念是扶持产业发展，除了法律法规制度性的操作以外，还有不少非制度性操作。日本政府始终是微观规制变革的动力。但它又是谨慎行事的。他认为日本政府实施微观规制的经验对于我们有不少启示。中共上海市委党校的刘志广副教授研究了日本财政平衡制度及其对中国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启示。他指出，日本在战后经济高速增长的初中期，也曾存在着城乡发展的巨大差距，但日本政府努力实行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在中央政府控制型分权的基础上实施“财政合作管理联邦主义”，在精减政府层级的基础上理顺政府之间的财政关系，形成了客观规范和法制化的财政平衡
机制。中共上海市委党校的陈辉副教授和叶敏华老师着重研究了日本对中小企业发展的扶持政策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二、关于中日经济新发展新变革的研究
日本鹤岗高专副校长山内清教授提出，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的焦点，就在于建设世界上独创的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现社会主义同现代市场经济的有机结合。日本东京都立大学的宫川彰教授考察分析了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构筑新型财产权的历史演变过程，特别是法律法规和中共中央的有关决策文件。他认为，中国承认和保护私有财产的正当性和合法性，事实上也就是承认和保护资本的生产经营及其营利与剥削。西安交通大学的冯涛教授分析研究了国家、市场、产权三者关系的重新构造与经济增长的关系问题。他从中国近现代经济发展史的视角对于这三者关系的变革作了考察，他认为，只有确立了国家、市场和产权之间良性互动关系及其均衡结构，才能实现一国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反之，如果这一制度结构被破坏扭曲，则一国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势必会陷入停滞或衰退；改革开放以来，逐步构建多元化的产权主体和产权制度，大力推进市场化，不断调整和重新塑造国家同企业、同市场之间的关系，国家起到了促进与维护市场、规范和保护合法产权的重要作用，从而使中国经济出现了前
所未有的持续高速增长。中共上海市委党校的黄文忠教授认为，中国改革改革30年来，在理论和社会经济实践上的一大突出成就，就是社会主义所有制结构的改革与发展。
中共上海市委党校的周炼石教授考察分析了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的宏观经济政策。她认为，中国政府科学地运用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及人民币汇率政策，引导中国经济实现了持续高速而又平稳地发展。中共上海市委党校的唐珏岚副教授从新兴市场经济体的角度考察分析了短期资本的流向逆转问题，她认为，新世纪以来中国也出现了短期资本大量涌入现象，一旦短期资本的流向出现逆转，将给宏观经济稳定特别是金融稳定带来严重危害。因此，适度的外汇储备、审慎的资本管制，特别是实体经济的健康发展，是防范短期资本流向逆转的根本之道。
中共上海市委党校的王志平教授研究了联合国“人类发展指数”的理念和方法，认为应该充分注意十多年来这个“人类发展指数”方法上的变化和中国人均GDP统计上的有关变化，避免错觉。中共上海市委党校的蒋为群副教授认为：生态环境的保护，仅仅依靠生态补偿机制和经济补偿方式是不够的，还应该包括税收、处罚和奖励等制度与法制，以及国家的产业政策和移民政策等综合措施。中共上海市委党校的王培康认为，目前中国的出口导向型经济面临着严重依赖国际市场、国内产业结构失衡、资源及其它要素价格上升压
力持续增大、人民币对外升值压力及对内通胀压力，以及更趋激烈的国际市场竞争等。因此，要坚持和完善出口导向型战略，冷静对待出口增幅下降，优化出口结构，转变外贸增长方式。中共上海市委党校的张杰认为，目前的税负水平已经超过了最佳负税水平的范围，对经济发展带来负面影响。因此，有必要调整税率，降低税负水平、拓宽税基，大力推进税费改革。
对于当代日本经济的分析研究，当然是学者们关注的重点之一。日本福祉大学的礁部作教授分析了日本的地区发展和地区生态环境的修复再生问题。他从日本沿海的重化工业发展与沿海污染公害与环境保护问题出发，认为自1960年代以后，伴随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和工业化发展，地区发展差距在扩大，工业化在区域发展中很不平衡，沿太平洋海岸的污染公害问题相当严重，从1990年代起，治理污染和保护生态环境才得到了重视和落实，局面才有改观。日本福祉大学的另一位著名教授、日本全国劳动学会会长大木一训深入分析了现代日本的雇佣劳动制度的变化和劳动者就业的现状。他指出，自1980年代以来，日本的就业形势相当严峻，失业率居高不下，技术工人后继乏人，不少家庭肢解，终身雇佣制的消失和劳动年金制度的被抛弃，使得半失业者、非正规就业、派遣工制度的俏然流行等，加剧了普通劳工收入水平和生活条件的恶化。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的吴寄
南研究员进一步指出，目前日本经济正处在一个新的经济增长期，其最大的特点是企业的赢利状况相当好，而职工个人的收入与就业、以及社会再分配状况却在恶化，这应该成为反面的警示。日本三重大学的後藤基教授研究了经济全球化与日本农业改革的方向问题。他认为，在世界“贸易自由化”的浪潮冲击下，日本的许多农产品大幅度提高了进口自由化程度，日本从海外大量进口小麦，大豆与谷物，日本农业只集中于蔬菜、小型家畜的生产供应，这使得日本国内农业出现了衰退，造成了日本农业存亡危机，世贸组织的“市场原旨主义”原理及其自由贸易规则，具有侵吞地球所有资源和造成生活环境崩溃的可能性，必须予以改变，包括日本在内的东亚农业经济应该受到保护和自立发展。
复旦大学的陈建安教授认为，日本市场经济体制的有效运行，使其在1950年代实现了经济迅速复兴。并且自1960年代～1980年代实现了经济高速增长和结构升级转型，但日本的市场经济体制在计划与产业政策、金融体制与政策、财税制度与政策、产业组织、市场结构、劳动力市场与就业制度、以及企业治理结构等方面存在着明显的缺陷；近20年来，执政者和社会各界也都力推这些方面的改革，其中所谓的“小泉金融改革”取得了一些明显的成效；当然也遇到了不少困难和挑战，值得总结分析。对此，中国社科院的冯昭奎和张季风研究员则认为：“小泉金融改革”基本上没有什
么成效，反而错失了金融改革深化的良机。
名古屋经济大学的坂本雅子教授研究了日本的“东亚经济共同体”构想及其变化。她从东亚地区的生产和国际贸易网络下的中日经济关系的视角，认为自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组成了以中国、日本、韩国和东盟组成的“10+3”构成，要求构建“东亚经济共同体”和“东亚自由贸易圈”的呼声越来越多，取得了不少实质性进展。她认为，从日本来说，这种呼声和发展趋势来自日本经济界的强烈要求；从中国来说，也有这种呼声和要求，而且中国在许多产品的生产加工和市场贸易上，已经具有超过日本的国际竞争力。中国已经成为日本进口的最大来源国，当然，这将是中日双赢和“10+3”共赢的结局，所以这种趋势是必然的。中共上海市委党校的王耀东副教授从东亚经济一体化进程的角度研究了中日战略互惠关系及其发展趋势。他认为，中日战略互惠关系应该吸取德法两国在欧盟一体化进程中的经验，通过中日战略互惠关系的发展推动东亚经济共同体的形成和东亚经济一体化进程，实现21世纪中日两国的双赢发展。日本名古屋大学的茶谷淳一教授也分析了日本对东盟的经济政策以及相应的产业转移和产业升级。他认为，一是日本的服务业应该到日本在国际上生产加工业落户集中地和其它服务贸易的发生地去投资落户，使日本的这些海外产业实现升级和拓展国际服务贸易；二是努力构建日本的东亚生产网
络和市场经营的网络，推进“10+3”的东亚经济合作向东亚自由贸易区发展，实现东亚经济贸易的自由化便利化，这将不仅有利于日本企业的产业升级和国际化生产经营，也可以在东亚地区推进工业和服务业的发展，以及人力资源的开发，缩小地区发展差距和贫困差距。上海交通大学的陈宪教授认为，中国也应该大力发展国际服务贸易，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上海社会科学院的陈维教授指出，日本在自主创新、技术研发和产业资本“走出去”方面取得了很大成功，值得中国学习借鉴。
三、关于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观察分析当代中日经济
出席这次国际研讨会的中日两国专家学者中，有不少人擅长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他们遵循和运用马克思《资本论》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方法观察分析社会经济问题。日本首都大学的宫川彰教授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立场方法研究了贫富差距问题，批判了新自由主义者“个人能力主义”的方法论。他认为，收入差距扩大和贫富悬殊问题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导下的雇佣劳动制度，正是由于生产资料占有和支配权上的悬殊，才造成了收入分配上的悬殊。所以，是资本主义生产资料所有制和雇佣劳动制度，而不是自由主义或新自由主义学派所鼓吹的自由、平等和竞
争，也不是右翼学者所分析的弱势群体的个人及其家庭能力与努力上的差别所致，这些就如同马克思所说的资本积累的规律――即一极是资本家阶级的财富的积累，另一极是贫困的积累。西安交通大学的冯涛教授进一步提出，我们确实需要尊重个人自由和提供个人激励，但是应避免个人消费主义的膨胀，贫富悬殊问题大都是由社会制度安排所致。
日本首都大学黄贺博士进一步分析了人们对于中国实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按劳分配和按要素分配相结合”的分配制度的学术观点分歧。她认为，这些学术观点分歧就在于“多种分配方式”的理论基础，实际是混淆了资本主义分配关系的原则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市场经济的分配原则，更没有区分生产领域的价值创造和分配领域的价值分配关系。日本中央大学企业研究所的刘
锋研究员深入研究了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中关于“重建个人所有制”的论断。他认为，马克思所说的“重建个人所有制”绝不是重建过去时代意义上的个人小私有制，而是在资本主义时代成果的基础上，以社会化生产和共同占有生产资料为前提的，这种“个人”是自由联合体中全面发展、充分自由和主体地位的个人。日本日中友好协会常务理事末浪靖司先生用《资本论》关于资本积累的观点和方法分析当代中国资本积累的源泉问题、特别在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国的资本(资金)积累的源泉问题。对此，中
共上海市委党校的鞠立新教授则指出，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资本积累的源泉问题非常复杂，涉及到包括经济体制、社会保障、收入分配、税收制度和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城乡关系和工农业产品价格关系等许多因素，因而不是简单地套用马克思《资本论》中关于资本积累理论所能分析解决的。日本浜松大学的平野悖夫和日本劳动协会的佐藤信先生分析了日本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贫困问题，特别是剖析了作为雇佣劳动阶级中最弱势的“派遣劳动群体”，这个群体的收入更低，保障也缺乏，日本社会中大企业大资本家阶级获取巨额利润的背后，是广大雇佣劳动群众的贫困、就业与生活不安，以及身心的双重痛苦，正是这些巨大压力、贫困和痛苦才造成一些人的心理失衡变态，酿成“秋叶原疯狂杀伤事件”。
日本劳动协会东京《资本论》学习研究委员会的砂田幸雄先生运用《资本论》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剖析了企业投资和生产经营的目的究竟是什么，企业究竟属于谁的本质问题，批驳了日本NHK电视台有关节目中宣扬的“美国在日本的企业是为了日本广大客户与消费者”、“企业属于广大的股票持有者和消费者”的谬论。日本劳动协会东京学习会《资本论》委员会委员长奥村修一先生从马克思“劳动二重性”的基础原理和思维方法出发，深刻批判了西尼尔的“最后一小时论”、“斯密教条”和“萨伊公式”。日本劳动协会
东京学习会的副会长三公征子深入探讨了服务劳动的生产性与价值创造问题。她认为，第三产业即所谓服务业，尽管随着社会分工和社会经济的发展而不断衍生成长，但从价值创造的源泉上来说，它们不具有生产性，而是非生产性劳动。她指出，应该区分价值创造、价值实现，以及价值创造与价值实现的社会条件和形式，更要区分创造新价值和带来新利润的不同。日本劳动协会东京《资本论》学习运用委员会的冈本利夫先生深入探讨了关于机器人能否创造剩余价值的问题，他运用《资本论》的基本观点和方法论，阐明不管是自动化生产线还是机器人，都是劳动的手段，而创造新价值的只能是人类的劳动，而不是劳动手段。中国东北大学的谭晓军副教授和王海涛博士认为，服务劳动创造价值的说法，无论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来看，还是从社会经济的实际来看，都是站不住脚的。
责任编辑：郑洪昌
美、日、欧、中，当今世界的四大经济中心、四大文化中心，不但在经济上合作贸易，在文化也融合共进。我们今天建设企业文化，研讨企业文化，这是四大源流，必须认真学习、借鉴。
美国企业文化主要特质
1、理性主义：根植于美国实用主义和理性主义的民族传统，追求明确、直接和效率，具有体现理性的制度、规范、条例和准则，这是美国企业文化的根本；人与人之间是平等的契约关系，具有较强的求实精神和行动意识。这种理性主义的文化有利于提高效率，但又为整体效应的形成设置了障碍，企业管理刚性过强，柔性不足。
2、个人主义：崇尚自我，尊重人格，尊重个人尊严和价值，承认个人的努力和成就；员工应自主、自信、自立、自存，自我培训，自我完善；强调个人决策和个人负责，每件事情都有人负责。个人决策制有其长处是权力集中，责任明确，指挥灵敏，行动迅速，工作效率较高，但也受个人眼光、能力、知识、精力的限制。奖励针对个人而不是集体，但雇员的合作意识较差，流动性较强，缺乏对企业的归属感和集体荣誉感。
3、英雄主义：提倡冒险与创新精神，培养竞争意识，崇拜英雄人物。―能力主义：员工有自主能力，突出个人决策，注重创造能力，重视质量管理专家的能力，提高企业竞争能力，注重培养员工的学习能力，提高沟通能力。
4、权威主义：上级借助权力管束下级，决策过程自上而下；由于经营环境发生变化，组织机构精简，也导致权力下放，强调“管理即授权”，信奉最接近过程的人最了解其过程，对其中的问题最有发言权。
5、提倡科学和合理：重视确定严密的组织系统、科学完善的规章制度、合理的管理程序、明确的职责分工、严格的工作标准、先进的管理手段和管理方法，比较注重硬性管理，较少受人情关系的纠葛。
6、重视客户和质量:“顾客至上”,“顾客就是上帝”，是美国企业界的座右铭；注重培养质量意识，并且长久地坚持贯彻这种意识，视质量为生命。
7、偏重社会价值：把“创造社会财富”、“生产好的产品”、“提供良好的服务”作为企业的根本宗旨。
日本企业文化主要特质
1、强调为社会经营的理念：突出企业的社会责任，强调追求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双重价值目标，往往用社训、社歌、社徽等形式来表现社会经营的理念；具有“产业报国”的理念，企业和国家在利益上往往是一致的，在影响日本国家利益的关头，不同企业之间能够密切合作。
2、提倡“综合即创造”的经营哲学：日本企业把“综合”与嫁接、模仿、借鉴等联系在翻起，把“综合”也视为一种创造性思维和行为，在“综合”中创新和提高；他们学习、“综合”了中国的文化、西方的管理，实现了企业文化和管理方法的变革。
3、重视中国儒家思想倡导的重人伦、“和为贵”特质：追求和谐统一，提倡团队精神，力主建立“命运共同体”和良好的人际关系；讲合作、协作，注重集体的智慧和力量，实行集体主义管理，坚持主要着眼于团体而不是个人的激励制度；注重人文关怀，主张泛家主义，施友善，行礼让之心，视员工为家庭成员，从多方面予以关心。
4、西方文化的科学理性精神特质：提倡自上而下的集体管理，重视企业的非正式组织作用，主张学习而不盲从，实用而不满足，追求尽善尽美。
5、日本本土文化的“家文化”特质：视国家为家、企业为家，提倡员工与企业、与国家共荣；要求员工坚守忠诚，信奉“家规、社训”，遵循严格的等级制度；实行终身雇佣、年功序列制度，按企业组织工会；企业职工结成“命运共同体”，对公司的归属意识很强，对企业有很强的“感情和忠诚心”。
6、突出人本管理：尊重人格，注重情感沟通，注重教育和培训，鼓励员工参与管理，同时要求员工实行自我管理；提出“经营含教育”、“造物先树人”的观点，主张“企业的发展在于人才”，把教育作为企业对社会的义务。
欧洲国家企业文化主要特质
欧洲许多国家文化背景相近，政治经济走向一体化，市场紧密相联，其企业文化具有一些共同两特点。
1、推行理性管理：企业组织机构严密，管理集中，讲求实效，富于理性。在人员配备上，要求严格，注重精干。各部门职责分工明确，讲究工作效率。经营中严守法律，坚守信用，一丝不苟。
2、重视研发和创新：企业重视研究与开发，强调产品更新和技术创新，技术创新带来产品更新，产品更新又推动技术创新；国家制定相应的政策支持企业的研究与开发，如法国的技术政策与经济发展政策有密切的联系。
3、注重质量，着眼于世界市场：对产品质量倍加重视，认为“质量是生产出来的，而不是检验出来的”。为了保证企业全球战略的实现，很多企业非常重视产品在全球的推广销售。一些大型企业和跨国公司按地区和国家设立销售部，或按产品设置销售机构。如德国的许多企业都设有强有力的推展和销售机构，销售网络健全而庞大。
4、重视员工培训和参与管理：许多企业非常重视员工的素质，有计划地培训员工。重视员工参与管理与欧洲文化中的人文精神、追求民主自由精神密切相关。有的企业设有由管理人员和雇员代表组成的各级工作委员会；有的企业建立“经理参与系统”、“半自治团体”、“工作改善委员会”，员工参与管理，经理站在客观的立场上协助员工解决问题，强化员工的责任意识；有些企业实施轮换工作制和弹性工作制，提出使工作适应人，而不是使人去适应工作。在德国，工人持有股票已有相当比重，更加关心企业的生产经营，参与管理意识增强，劳动效率也明显提高。
中国企业文化主要特质
1、提倡艰苦创业：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埋头苦干，发奋图强；迎难而上，勇争一流，自强不息，勤俭节约。
2、人本主义：以人为本，体现在选人、用人、育人、爱人等方面；重视人才，讲究用人之道；体现“人和”、“亲和”精神，吸收员工参与管理，强调培养主人翁意识；强调“天人合一”、中庸平和。
3、重情重义：尊重人格，促进沟通，实施心理影响，施以“人性化管理”，把“义”作为职业道德、信誉投资、责任和义务，让利于顾客、伙伴、员工；具有“家理念”，爱厂如家，建立顺畅的人际关系，培养团队精神，内聚而不排外，外争而不无序。
4、提倡集体主义和全局观念：决策注重集体主义，集思广益，形成群体决，、民主集中的决策机制，但权力相对分散，责任不易明确，行动比较迟缓，效率较低；推崇“群体至上”、“集体利益大于个人利益”，注重全局观念、整体和谐。
5、重教化：重视教育培训，捐资助学，出资办学。
6、敬业报国：爱岗敬业，实业报国，服务社会，以国家利益为重，讲究大局，勇于承担社会责任。
作者：小宫隆太郎出版物刊名：经济社会体制比较页码：61-63页主题词：日本东京大学;质量管理;工商联;纺织品;教授;市场信息;终身雇佣制;安全帽;造船厂;公司法摘要：本刊1986年第3期发表了日本东京大学教授小宫隆太郎认为中国没有企业的文章。今年9月1日,他在北京工商联报告会上修正了自己的观点,认为中国开始有了企业,并且从日中比较的角度提出了中国加强发展企业的建议。现将报告摘要发表。
日本在华投资企业经营状况分析
20世纪90年代全球外国直接投资迅猛增长，日本一跃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直接投资输出国。日本的海外直接投资以前一直以欧美为主，进入90年代后对欧美的直接投资停滞，而对亚洲的投资则呈增长趋势。亚洲特别是中国已经成为吸收日本海外直接投资的重要地区，在日本实现经济全球化战略进程中具有重要地位。中国等亚洲国家和地区在日本经济全球化战略中的地位日益重要，与日本企业在中国等国家和地区的经营状况不断改善提高有着密切关系。
第一节
日本在亚洲投资企业的经营状况
日本对亚洲直接投资在日元急剧升值的20世纪80年代后期迅速增加，1997年达到最高水平的1.36兆日元，受亚洲金融危机影响，日本对亚洲直接投资额逐渐减少，2000年减少至6311亿日元。日本对亚洲投资占其对外总投资的份额，在80年代末仅为10%多一点，到90年代上半期迅速升至24%，金融危机后复降至10%左右。与日本对欧美等国投资的份额相比，日本对亚洲直接投资的比重不高，截至2000年度末，日本对亚洲直接投资总额为18.7兆日元，约占日本对外投资总额的17.4%，远远低于日本对北美（40.5%）和欧洲（22.3%）的投资（见表6-1）。日本对亚洲的直接投资中，ASEAN4所占比重最大约占44.9%，NIES4紧随其后为39%，而中国仅为12.9%（见表6-2）。
表6-1日本对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直接投资（截至2000年度）
表6-2日本对亚洲国家和地区直接投资（截至2000年度）
但是，日本对亚洲直接投资的比重呈上升趋势，从2001年、2002年度来看，日本对亚洲投资占其对外直接投资的比重已经逼近了北美及欧洲的水平。2002年度日本对亚洲直接投资为81.77亿美元，较上一年度增长了4.3%，占对外直接投资的25.3%。而对北美和欧洲地区的投资为86.49亿美元和97.46亿美元，分别占26.8%和30.2%。[1]从投资领域来看，日本对亚洲的投资集中于制造业，20世纪90年代初日本对亚洲直接投资总额的40%为制造业投资，90年代后半期制造业投资比重已升至60%。截至2000年度末，日本对亚洲制造业投资累计为8.7兆日元，占日本制造业对外总投资的25.5%，这一比例虽低于日本对北美投资的比例43.2%，但是高于对欧洲的18.6%，其中，整个90年代日本对亚洲的制造业投资占日本制造业对外总投资的比重平均维持在30%左右。[2]
综上所述，尽管日本对亚洲直接投资占其对外总投资比重较低，但是对亚洲直接投资在日本企业海外生产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一
日本在亚洲投资企业的经营战略
日本企业对亚洲进行直接投资以及进行当地生产，主要以进入当地市场和利用低廉的生产要素削减成本为目的。日本企业在亚洲的经营战略的展开，直接反应了投资目的的变化。随着日本在亚洲投资企业的目的逐渐转变为“重视当地市场的开发”，日本加强了在亚洲市场的开发力度，采取了市场及消费地生产型的“销售本土化”战略。例如日本企业为了扩大当地市场的销售，加大了广告宣传力度，广告宣传费占企业销售额的比重由1995年的0.4%提高到了1998年度的0.5%，同期北美、欧洲企业则分别由1.3%、1.4%下降到了1.1%和1.3%。[3]因此日本投资企业在亚洲当地市场销售额逐年提升，以制造业为例，日本在亚洲投资企业
的“本土销售额”从1990年的4120%。
431亿日元增长到2000年的9710亿日元，增幅达“销售本土化”还体现在产品的流向方面（见表6-3）。2000年度日本在北美、欧洲投资企业“本土销售”的份额分别为89.0%、66.1%，“区域内、区域外出口”比重分别为11.0%和33.9%，继续着保持着销售本土化倾向。而在亚洲的投资企业的“本土销售”比重为48.8%，应该说日本在亚洲投资企业的“本土销售”比重有了很大提高，但是日本在亚洲投资企业的“区域内出口”、“区域外出口”比重合计为51.2%，远远高于欧洲、北美的水平。与1990年相比，日本在北美、欧洲投资企业的“本土销售”比重依然保持在较高水平，以“本土销售型”的事业活动为中心，相反亚洲“区域外出口”近10年来一直保持的30%以上的高水平，与其他地区相比日本在亚洲的投资以“出口据点型”活动为核心。
通过比较我们看出，日本对北美的投资以“本土销售”为主，EU则是以“本土销售和区域内出口”为中心，而亚洲对日本投资企业仍明显具有利用低生产成本的出口据点型的特点。
表6-3日本海外制造业企业销售对象地区份额（2000年）
日本企业在亚洲各地区呈现出不同的经营特点，NIES4本土销售率比较高、而返销日本的比例率低，这表明NIES成熟的、高水平的市场是日本企业的主要着眼点，市场及消费地生产型特点明显。而中国和ASEAN的出口比重均在50%以上，具有较强的出口据点型的特点，相比之下随着中国近年来经济高速增长、国民收入水平提高以及市场需求的扩大，本土销售比重较ASEAN4高。但是，在中国投资企业产品返销的比例很高，这种投资经营模式有可能成
为中日经贸摩擦的潜在因素，2001年中日爆发的贸易摩擦，就是反映出目前进入中国的日本企业的经营战略，主要是将中国作为生产基地，产品返销日本或出口其他国家，与欧、美国家以中国为市场的经营战略有很大的区别。
二
日本在亚洲投资企业的收益状况
日本企业的海外事业活动的收益状况，可以从销售额、销售利润率以及经常利润额等角度进行考察。
日本在亚洲直接投资企业的销售额一直呈增加趋势，整个90年代虽然低于北美的水平，但是以1995～1999年为界，亚洲开始超过欧洲，2001年度日本在亚洲投资企业实现销售额37.5兆日元，虽然低于北美的51.8兆日元，但是高于日本在欧洲投资企业的28.7兆日元。亚洲还成为日本投资企业“经常利润”最大的地区，90年代亚洲投资企业（制造业）的经常利润大幅上升，虽受金融危机影响在1998年出现了减少，但于1999年再度实现增长，2000年增至7663亿日元，约占日本制造业海外投资企业总利润的45.0%。与其他地区相比，整个90年代日本在亚洲投资企业的经常利润水平除了在1997年前后受金融危机影响短暂低于北美外，一直在北美和欧洲之上。特别是在2001年，日本在亚洲投资企业的经常利润达到7655亿日元，与欧洲的62亿日元有100余倍之差（见图6-1）。从销售利润率（经常利润/销售总额）看，日本在亚洲投资企业的收益比较稳定，在亚洲日本投资企业利润率平均维持在4%左右的水平，不仅远远高于日本在北美、欧洲投资企业的利润率水平（仅在1997年受金融危机影响收益有所减少，略低于北美和欧洲），甚至高于日本国内企业（见表6-4）。对日本企业来说，在亚洲进行当地生产能够确保较高的收益率。
图6-1不同地区销售利润额变化（制造业，单位：亿日元）
日本在亚洲投资企业之所以能够取得较高的收益，其低成本是重要因素之一。从日本制造业
投资企业的成本结构分析，日本企业在亚洲进行当地生产在降低成本方面具有相当大的比较优势，日本亚洲投资企业的各项费用占销售额的比重均低于北美、欧洲日资企业的水平，主要原因是工资水平、研究开发费用比较低。也就是说，日本企业在亚洲进行当地生产，因为充分利用了当地工资水平低的优势，降低了工资成本。另外，由于大部分“研究开发”都在日本和投资地以外进行，所以“研究开发”相关费用所占比重也比较低（见表6-5）。
表6-4日本海外投资企业（制造业）销售利润率
表6-5日本海外投资企业（制造业）各种费用占销售额的比重
综上所述，亚洲地区是日本海外投资企业的重要的收益源。虽然日本在亚洲投资企业收益水平在1997、1998年受亚洲金融危机影响出现了暂时的低迷，但是与其他地区相比，过去10年间仍维持了较高的水平。
日本对亚洲的投资主要集中在ASEAN4、NIES和中国（含香港）等三大经济体，从日本在亚洲三大经济体投资企业的销售额角度看，中国在制造业和非制造业的销售均呈增势，发展比
例均衡；ASEAN4制造业呈增长趋势但是非制造业的增长停滞，这显示日本投资企业偏重于制造业，而NIES3销售额呈全产业减少趋势（见表6-6）。从经常利润角度看，日本在ASEAN4投资企业的经常利润呈增加趋势，而NIES3则呈减少或平移倾向。特别是中国自1999年起迅速增长，2001年已经超过NIES3达到了2126亿日元（见图6-2）。这表明日本在华投资企业的经营正在切实地朝着提高收益度的方向发展，作为日本企业的收益源，中国的地位日渐提高，这也表明了未来日本对华投资进一步扩大的可能性。
表6-6日本在亚洲三大经济体投资企业销售额
图6-2日本在亚洲投资企业（制造业）经常利润变化（单位：亿日元）
第二节
中国在日本对亚洲投资区位布局中日益重要
在日本对亚洲直接投资布局中，中国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截止到2003年末，日本对华直接投资额累计为269.2亿美元，占日本对亚洲投资总额的17.8%，仅次于亚洲NIES4（562.0亿美元，37.2%）和ASEAN4（625.7亿美元，41.4%）。[4]根据日本财务省“日本制造业对亚洲直接投资份额（投资项数）”统计，20世纪80年代在亚洲NIES投资的比重最高，平均为53%，高于ASEAN的35%和中国的7%；90年代初，ASEAN一举超过亚洲NIES；而进入90年代中期，中国所占的比重开始超过亚洲NIES和ASEAN。虽然自1996年起该项比重开始低于ASEAN和亚洲NIES，但是日本对华投资金额却有所增加，进入在2001年，该比重重新超过亚洲NIES和ASEAN，达到40%。
从产业类别看，日本对华投资以制造业为主，并呈现出由低端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向技术资本密集型产业动态转移的趋势。日本财务省“制造业对华投资产业类别份额变化”统计资料显示，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日本对华投资主要以食品、粮食等相关产业为主体，平均在30%左右，而同期纤维、电机、化学和运输机械等均在10%左右；进入90年代，日本制造业对华投资又集中在纤维产业，最高比例达51%，而化学、电机等仍在10%左右徘徊；到了90年代末，化学、电机和运输机械等部门的份额开始超过纤维部门，特别是电机行业在1999年增至39%；2002年以来，新材料相关产业部门的日本对华投资有了显著上升。
日本在华投资企业的平均利润率，虽然低于日本在其他亚洲国家和地区投资企业的利润水平，例如2000年日本在华（含香港）投资企业的销售利润率为3.1%，低于ASEAN4的4.5%和NIES的3.3%。但是从制造业角度看，日本制造业在华投资企业的利润率为5.3%，虽较亚洲NIES的5.7%略低，但高于ASEAN的3.2%，而且高于亚洲平均水平的4.4%，这表明中国在制造业上具有较大的比较优势。按照产品的流向，投资企业分为本土销售型（内销型）和出口型（外销型）等两类，日本在华投资企业中，本土销售型企业的销售利润率增长显著，收益状况明显好于出口型企业。根据日中投资促进机构第7次问卷调查[5]，1998年内销型企业销售额经常利润低于0%者占37.1%，高于0%者为62.9%，同期出口型企业分别为29.1%和70.9%。到了2001年，内销型、出口型企业的销售利润率低于0%者分别降为17.5%和18.3%，而高于0%的企业比例分别增至82.5%和81.7%，内销型企业的经营状况较出口型企业改善明显。特别是销售利润在6%以上的高收益率企业中，1998年出口型占26.2%、内销型企业占35.6%，2001年分别增长至32.5%、48.1%。高收益率的企业中，内销型企业所占比重增长明显。
在日本企业“中长期内有望进行投资”的国家中，中国一直居于榜首，而且比例在逐年提高，从1998年的54.5%增长至2002年的89%。[6]日本贸易振兴会的调查[7]也显示95%的日本企业将中国选为未来3年海外直接投资的最佳地点，原因是中国劳动力成本低和加入WTO后市场潜力巨大。因此，中国在未来一段时期内仍将是日本对亚洲直接投资的重点，而且技术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产业的投资比重将会不断增加。这表明中国在日本对亚洲直接投资布局中占有重要地位。
第三节
近年来日本在华投资企业
经营的特点
综上所述，日本企业作为全球化的一环，对亚洲及中国进行直接投资、开展当地生产主要以削减成本和进入当地市场为主要目的，因此在华投资企业为了削减成本、提高本土销售的比重，必须要利用当地经营资源、以能够适应当地环境的方式开展经营活动。因此日本加快了生产要素方面如物、人力资源和资金的本土化。日本在华投资经营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本土化的加强。[8]
一
销售以及采购的本土化
1996年，日本在华投资企业（制造业）的本土销售比重为53.7%，低于NIES的55.3%和ASEAN4的58.9%，其中对日返销比重22.6%，在亚洲居于较高的水平，高于NIES的19.9%和ASEAN的22.2%。到了2000年，日本在华投资企业的本土销售率提高到54.8%，相反在NIES和ASEAN的销售率下降到53.4%和38.8%（见表6-7）。日本在投资企业在华的本土销售状况有了较大发展，表明中国国内市场的扩大对日本企业的吸引力在亚洲地区越来越高。
表6-71996年、2000年日本在华制造业企业本土化销售、采购比重
从不同行业的在华投资企业的本土销售比重来看，除了原材料类的钢铁和化学产业外，其他行业如食品、木材纸浆、有色金属、运输机械、石油煤炭等均较高，平均在75%以上，而纤维、一般机械、精密机械等在41%以下。在本土销售率较低的三个行业中，返销日本的比重都非常高，这说明这三个产业本土化水平还较低，出口导向型的特点明显（见表6-8）。
表6-82000年日本在华投资企业不同行业销售对象所占比重
续表6-从原材料和零部件的采购来看，在华日本企业的本土采购率由1996年的39.9%上升到2000年的47.6%，增加了7.7个百分点，高于亚洲的平均水平41.6%，迅速逼近日本在美投资企业的52.6%的水平。其中来自日本的采购比重由41.5%下降到39.7%，而同期NIES由34.4%升至39.9%，增长幅度低于中国，ASEAN则出现了下降。从行业来看，食品、木材纸浆、有色金属、一般机械、运输机械、精密机械、石油煤炭等本土化采购率高于制造业平均水平，低于平均水平的行业的如钢铁、电机、纤维（见表6-9）。
以生产设备采购为例，1998年中国当地采购41.2%来自本土，低于亚洲平均水平42.6%和NIES的50.4%，略高于ASEAN的37.4%和45.5%来自日本，这反映了中国产业发展水平制约着设备采购率的比重。但是到了2000年，在华投资企业来自日本的采购比例降至23.3%[9]，尽管没有中国本土采购的数字，但根据多年来自第三国采购的比重基本在10%～20%之间，因此来自日本进口的比重下降意味着本土采购的上升。
表6-92000年日本在华投资企业行业类别采购来源所占比重
图6-32000年度日本在华投资主要行业本土销售、本土采购比重（%）
综上所述，日本制造业对华投资的本土化在90年代后半期以来取得了较大的发展，本土化水平在亚洲国家和地区处于较高的水平。从行业角度看（见图6-3），食品、木材纸浆、有色金属和石油煤炭、化学等材料型行业在原材料和销售方面本土化水平较高，中国国内采购—国内生产加工—国内销售的特点明显，而日本对华投资的三大行业电机、一般机械、纺织等相对较低，从海外（日本）进口原材料、零部件—中国加工—海外（日本）销售的特点明显，特别是运输机械类的汽车明显具有本土化销售即内销型的特点。电机则是大量进口原材料、零部件—在中国加工生产—海外（委托加工）。一般机械、精密仪器则具有较强的中国国内采购—加工—中国国内销售的特点。
二
人力资源的本土化
关于人力资源问题，我们在“技术转移”一章中有所涉及，但是本节考察的出发点主要是从经营角度分析人力资源的本土化。
表6-10日本海外投资企业派遣人员状况
人力资源的本土化是经营本土化的重要视角之一，企业在海外建立法人企业时，从业人员大
部分来自本地，但是经营管理者和技术人员通常难以从当地获得，主要采用日本派遣的方式。但经营管理者和技术人员大量由日本派遣，会产生两个问题，一是在对当地市场的进入、当地员工的管理、与政府方面交涉等方面，与熟知当地情况的本土人才相比处于劣势。另外就是成本问题，来自日本的派遣人员越多，人力成本就会提高，进而压迫企业收益。因此开展当地生产的日本企业为了扩大本土销售、削减成本，经营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的本土化尤为重要。
根据东洋新报社《海外投资企业总览》计算，2001年以前日本海外投资企业中日方派遣人员所占比重平均为1.4%，其中制造业为0.9%。而日本在亚洲投资企业中日本人员所占比重分别为1.2%和0.8%，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日本在华投资企业中，日方派遣人员所占比重平均为0.9%，其中制造业为0.7%，两者均不仅低于世界水平，而且也低于欧美等发达国家，即使在亚洲区域内，日本在华投资企业的日方人员所占比重也处于较低水平。在人力资源的本土化方面，中国领先于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这也意味着日本在华投资企业在就业方面对中国的贡献率是其在海外投资事业中最高的。
尽管日本在华直接投资企业人员本土化的整体水平相对较高，但是日本在华投资企业中（高级）经营管理人员的派遣比重较高。关于在华投资企业派遣人员分类的统计调查比较少，目前比较权威的调查为2001年日本经济产业省的《第29回我国企业的海外事业活动调查》。该调查（见表6-11）显示，日本在华投资企业中，基本上所有部门的管理人员派遣比重高于世界平均水平，而雇用的本土人员所占比重整体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当然，这两种指标与日本在欧、美投资企业也存在较大的差距。在亚洲区域内，在华投资企业高级管理人员的派遣比重和本土雇用率介于亚洲NIES和ASEAN之间。因此，在高级经营管理人员的本土化方面，日本在华投资企业还有待进一步改善。高级经营管理人员本土化水平较低带来的负面影响是多方面的。例如，高级管理人员派遣比重较高会带来高成本，许海（2001）指出：
表6-11日本海外投资企业中日方经营管理人员派遣比重
在中国，外方经理的平均雇用成本为每年40～50万美元，是本土经理雇用成本的约10倍，亏损子公司比盈利子公司的日方使用率明显高，无疑会给公司的营运成本带来巨大的压力。
其次由于外方管理人员对中国国情以及经营环境的各种不确定因素并不熟悉，必然对企业经营带来不利影响，甚至由于对中国市场情况的认知偏差有可能在决策上与熟悉中国情况的中国合作方产生纠纷，造成企业经营恶化甚至企业撤出。[10]关于上述负面影响我们还会在后几节进一步分析。
三
资金筹集的本土化
资金筹措本土化是指企业运转所需资金的筹措不依赖日本，而是利用当地的资金、从当地进行筹措。日本在华投资企业的资金中，来自企业自有资金和当地金融机构贷款的比重较高。以设备投资所需资金筹措为例（见表6-12），在华投资企业中36.6%的企业依靠自有资金，高于世界、亚洲、北美以及欧洲的平均水平。而依赖当地金融机构贷款的比重为18.4%，在
世界各国中处于较高水平。从当地法人（制造业）长期贷款的角度看（见表6-13），在华投资企业来自出资者的长期贷款比重较低，而从当地金融机构获得贷款的比重较高，高达60%，其中国有银行的贷款占28.2%。在华投资企业的本土化筹资比重仅略低于NIES的水平，而高于北美、欧洲、亚洲以及ASEAN的水平。上述两组数据表明，在华投资企业的资本筹措本土化水平较高。
表6-12日本海外投资企业设备投资的资金筹措（2001年）
表6-13长期贷款的来源（2000年）
第四节
日本在华投资企业的收益状况
一
日本在华投资企业的宏观收益状况
日本在华投资企业销售额在90年代呈现快速增长的趋势，即使在亚洲金融危机爆发的1997年，销售额仍然保持了快速增长，而亚洲其他国家地区在1997年、1998年受到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在1997年后出现了下滑。从利润额角度看，在华投资企业在1996年前除在1992年出现了下降外，一直保持着增长趋势，但是1997年、1998年出现了明显的下滑，1999年重新开始迅速恢复增长，较1998年增长了将近7倍，2000年又较1999年增长了两倍，增长速度远远高于亚洲其他国家和地区（见表6-14）。
但是从销售利润率角度看，日本在华投资企业90年代以后利润率整体呈现下降趋势，这说明虽然日本在华投资企业的销售额增长较快，但是日本在华投资企业的收益却逐渐减少。从日本投资企业自身对在华投资的评价来看，由于调查机构和实施期间的不同，结果也有较大的出入，但总体来说，在90年代后半期呈恶化趋势的调查结果比较多。日本输出入银行的海外直接投资调查中对“投资业绩评价的变化”来看，与1995年度相比，对在华投资企业的收益性和销售额的评价均有所下降。日本对在华投资企业业绩评价的变化与1995～1999年间的销售利润率的变化趋势基本相同。
表6-14日本海外投资企业销售额、利润以及利润率变化
续表6-14表6-15日本企业对开展海外事业业绩的评价
二
日本在华投资（制造业）企业的微观层面绩效分析
以上对日本在华投资企业宏观经营收益状况进行了分析，下面我们从企业的微观层面进行考察。
（一）不同经营类型企业的分布特点
日本在华制造业投资企业根据产品流向可以分为“出口型”、“内销型”、“出口、内销型”等3类，根据日本贸易振兴会2003年进行的调查，日本在华投资企业中，出口型企业占51.2%，内销型企业占36.9%，出口、内销型企业占12%。虽然日本企业在90年代以来提高了国内销售的比重，但是内销型企业仅占1/3强，而出口型企业依然占了绝大多数。从区域分布上看，内陆地区内销型企业较多，例如西部地区的74.3%的企业以及中部地区48.8%的企业为内销型，相反在华南地区、环渤海经济带以及长江三角洲地区，出口型企业比较多。
从上述三种类型企业的行业构成来看，内销型企业中，电气电子占21.6%、化学、石油产业占15.0%、运输机械为14.4%、一般机械为13.3%，金属产品和食品加工行业分别为6.4%、5.5%。电气及电子、运输机械、一般机械三者合计占内销型企业的49%。相反出口型企业的行业构成则是以电气及电子（30.2%）、纤维及服装（22.2%）等为主，二者的合计就超过了50%。
从不同行业的内销型和出口型企业所占比重看，内销型企业在纸张及纸浆、印刷出版、钢铁、运输机械（汽车以及关联产品）等行业中所占比重分别为75%、75%、71.4%和65%，这些行业的“内销型”特点明显。而在服装（87.7%）、纤维（78.6%）、生活用品、杂货（75.0%）、木制品、家具（72.7%）等行业，出口型企业的比重超过70%，这些行业的“出口型”特征显著。
总体来看，印刷及出版、汽车、家电、塑料制品等最终消费类产品，内销型企业居多；而出口型企业多从事服装、生活用品、食品加工等返销日本的产品以及电气电子产品、精密仪器等对欧美日本出口的产品生产。
（二）不同经营类型企业的经营状况
日中投资促进机构从1990年开始每两年对日本在华投资企业进行1次调查，根据最新的调查结果（第7次调查），亏损企业为17.7%，盈利企业占82.3%。从90年代中期以来的变化来看，盈利企业的比重在1997年以前一直保持比较稳定的增长，到了1998年迅速恶化降至66.5%，1999年以后开始逐渐恢复，2000年明显恢复，2001年增至82.3%的高水平（见表6-16）。
表6-16日本在华投资企业的销售利润率
从盈利水平角度看，日本在华投资企业的盈利水平主要分为高收益（6%以上）、收益比较稳定的企业（0%～6%）和亏损企业（0%以下）三类，从1995年以来的变化看，日本高收益企业除了1998年、1999年度略有降低外，基本保持在40%以上。收益稳定的企业则整体呈上升趋势，2001年日本在华投资企业销售利润率在6%以下的企业占40.7%，约占盈利企业总数的50%。
图6-4不同类型企业的营业收益状况比较（1999年之前投资的企业）
我们知道，近年来以中国国内市场为目标的日本投资企业增加，那么内销型企业的收益状况如何呢？根据日本贸易振兴会2003年进行的调查（制造业），内销型企业中盈利企业占76.9%，收支均衡的企业占10%，亏损企业为13.1%。在出口型企业中，盈利企业占72.9%，收支均衡的企业为10.4%，而亏损企业为16.7%。其中内销型企业的盈利比例较高，高于出
口型企业4个百分点（见图6-4）。这与一般的“在中国国内销售不挣钱”的印象截然相反。这种趋势，大型企业和中小企业基本一致，日本贸易振兴会的调查表明，1999年以前投资的大企业中，有78.3%的内销型企业和77.4%的出口型盈利，两者基本持平，而中小企业中内销型（74.3%）略超过出口型（70.1%）4个百分点。因此，从不同市场类型的企业角度看，日本在华投资企业中内销型企业的收益率较高。
日中投资促进机构的调查表明（见表6-17），2001年内销型企业中亏损企业为17.5%，盈利82.5%。出口型企业亏损18.3%，盈利企业81.7%。因为无收支均衡分类，因此无法与日本贸易振兴会的调查直接进行比较。但是日中投资促进机构和日本贸易振兴会的调查都显示了这样一种趋向，即内销型企业收益状况好于出口型企业。
表6-17日本在华投资企业出口型、内销型企业的利润率
至于日本在华投资企业的收益状况与其他国家地区在华投资企业的比较，由于资料的制约难以进行细致比较，但是根据国家统计局的“不同所有制工业企业收益统计”，1999年销售额在500万元以上的外资企业（含中国香港、中国台湾）中，亏损企业的比重（亏损企业/全部企业）为33.2%，国有企业为41.4%。整体来看，日本企业的经营业绩亏损企业的数字不仅低于国有企业，而且低于外资企业的平均水平（见表6-16）。但是与美国在华投资企业收益率相比，日本在华投资企业的收益率明显偏低（见表6-18、表6-19）。
表6-18美国的直接投资收益率
与日本在亚洲其他国家地区的投资企业相比，根据日本贸易振兴会的调查，2002年盈利的日资制造业企业中，中国为67.5%，ASEAN为70.9%，韩国为81.8%，台湾为87.0%。很明显中国的盈利企业较日本在亚洲其他国家地区投资企业的比重较低。日本经济产业省《通商白皮书2003年》也显示，日本在华投资企业的收益利率整体低于NIES和ASEAN4国的水平，但是在华投资企业收益率的增长速度较日本对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收益率增长速度快。这表明日本在华投资企业的收益率正在明显改善（见表6-19）。
表6-19日本的直接投资收益率
三
影响日本在华投资企业经营的因素
由上述分析我们看出，日本在华投资企业的销售利润率在90年代中后期明显下降，进入21世纪后才有了明显回升，日本企业对在华投资经营业绩的评价也呈同样的趋势。例如根据日中投资促进机构的调查，1992年度（第2次调查）关于企业的损益状况，约有75%的企业回答“超过预期水平”“基本与预期相当”，相反，回答“低于预期水平”的企业仅有23%。然而1999年12月进行的第6次问卷调查，关于企业收益性，回答“高”和“较高”的企业合计为26.6%，“低”和“较低”的比重占48.1%，回答“一般”的企业占25.2%。2002年日中投资促进机构的调查数据显示，“在计划以下”的比重达39.4%，回答“超过计划”和“与计划基本相同”的企业合计为50.6%。尽管各次调查问卷问题设计不很一致，但是日本企业对在华投资企业的收益的评价，总体趋势是90年代中后期的评价较90年代初有所降低，进入21世纪后总体评价逐渐回升。
下边我们从如下几个角度对日本在华投资企业经营状况与预期的偏差进行分析。对于经营实绩与经营目标出现偏差，固然受到经营目标设定的影响，但是最大的原因主要是企业经营环境的变化。
（一）影响日本投资业绩的宏观因素
1.中外宏观经济形势的变化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是日本经济和中国经济发生巨大变化的时期。从日本方面看，泡沫经济的崩溃以及由此引发的经济低迷，对于以“返销日本（逆进口）”为目的的投资企业产生了较大影响。在1992年邓小平南方讲话后，中国经济步入高涨阶段，GDP年增长率达14.2%。在这种形势下，1992年以前建立的国外跨国公司在华子公司获得迅速发展。90年代中期中国政府开始实施紧缩政策，经济热度逐步下降，1996年GDP增长率降到10%以下，通货膨胀得到有效控制，我国成功地实现经济软着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中国经济增长开始减速，虽然金融危机的影响并不明显，但是东南亚国家的货币贬值对中国出口还是产生了一定影响。1999年，国有企业大规模减员增效，造成1000多万人下岗。尽管中国实施了再就业工程，仍在一定程度地动摇了消费者的信心。这样一来，国内需求的不足与出口的下降对中国市场形成了两面夹击。
进入21世纪后，中国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将宏观调控的重点放在扩大内需上，稳步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和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国民经济将保持平稳和持续增长势头。经济的平稳增长，促进我国市场的进一步增长。此外中国为加入世贸组织，经济政策得到了进一步调整，逐步履行各种开放政策如开放农产品市场以及服务业市场、放宽外商投资政策、遵守《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定》、遵守国民待遇原则。调整鼓励投资的措施，实行更切实际的优惠措施，提高有关投资贸易政策的透明度等。同时日本和亚洲经济初步复
苏，这些都为日本在华投资企业创造了良好的发展环境以及内、外需条件。
2.中国市场状况的变化：生产过剩和竞争加强
80年代当国外跨国公司开始在中国建立子公司时，来自国有企业的竞争压力几乎不存在。同时市场存在着巨大的潜在需求，人们对外商产品的信任到了迷信的地步，直到90年代中叶，国外厂商一直面对的是一个喜人的卖方市场，但是经过多年的过度投资，呈现生产能力过剩问题，尤其在轻工业部门。日本在华直接投资恰好在这些行业最为集中。阿南德和德利奥斯（AnandandDelios，1996）的研究中发现了三个最吸引日本投资者的行业：食品（约占制造业全部FDI的12%）、服装及其他纺织产品（约占17%）、家用电器设备（约16%）。在跨国公司的竞争压力下，我国国有企业也在不断提高生产能力和产品质量以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尤其是在技术转移速度最快的制造业行业中，如洗衣机、冰箱、电视机，甚至电脑的国内品牌开始出现并迅速占领国内市场。美国最大的家用电器公司惠尔普公司，正是由于中国内地竞争压力而被迫在1997年关闭了两家合资企业。90年代，中国经济的变化，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由供给不足经济向供给过剩经济发展，其中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在中长期内对在华投资日本企业的经营环境产生影响，短期因素是中国市场的竞争激化，包括日本投资企业在内的一部分外资企业收益减少，陷入经营难的困境。这种形势会对跨国公司在华经营业绩产生负面影响，使其财务状况发生恶化。
根据日本输出入银行（现日本国际协力银行）的海外投资调查问卷显示，对华投资目的中，“低廉劳动力的确保”从1991年的40%降至1999年的30%，“当地市场的维持与扩大”则由1991年的22.9%迅速扩大至1999年的69%，如果加上“扩大新市场”的回答，那么以中国市场开拓为目的的投资比重将更高（见表6-20）。
表6-201991～1999年海外投资企业投资目的问卷调查（复数回答）
日本投资促进机构第6次问卷调查中关于经营目标和经营实绩的背离主要理由是“竞争激化”和“中国或日本不景气原因导致消费低迷”，分别占到53%和42%。关于日本企业产品的主要竞争对手，来自中国本土产品的竞争压力高于进口产品，例如“在中国扩大市场份额中最大的障碍”中，回答“与进口产品竞争激烈”的企业仅为20%，而回答与“中国本土产品竞争激烈”的企业达到47%。以生产长筒袜的K公司（上海）为例，对该公司形成威胁的主要是浙江的乡镇企业等，中国乡镇企业随着市场经济化的发展得到了迅速扩张，在劳动密集型产品领域形成了强大的竞争力。由此可见，“竞争激化”成为日本企业经营目标实现的主要障碍，从而使日本企业对华投资目的由“获取廉价劳动力”发展成为“当地市场的维持与扩大”方面。
根据日本贸易振兴会2002年度的调查，日本在华投资企业的经营中，经常会遇到主要交易客户的降价要求。表6-21反映了日本投资企业面临激烈竞争的主要方面。其中，96.7%的企业认为，竞争最为激烈的是“销售价格”。许多中小零部件厂商也存在着客户的降价要求等问题，这是因为这些企业的客户在市场上同样面临着来自本土企业以及日资企业等同业企业的严酷价格竞争。不少投资企业为了削减零部件或原材料的成本，要求供货商大幅降低价格，大型厂商每年都会根据上一年度的情况要求配套企业进行降价。例如某汽车零部件厂商5年前在上海进行投资，最近在广东也建立了工厂。据该企业反映，销售价格最高的时期是
5年前在上海投资时，后来随着中国市场竞争加剧，目前销售价格只有当时的一半，在这种情况下企业要获得利润相当困难。而且该企业也存在派驻人员的费用、技术指导费等负担。所幸近年来该企业在华销售量不断增加，才勉强实现了盈利。
根据日中投资促进机构的调查，[11]1995年以前建立的企业比1995年之后建立的企业经营状况要好，主要是由“以海外市场为目标”还是“以国内市场为目的”这种战略差异造成的。后者以国内市场为目标的比重高于前者，因此主要受到国内产品的竞争的影响。
表6-21几个国家和地区竞争激化的主要方面
3.中国国内经营环境的问题
日本在华投资企业经营环境依然存在着较大问题，如基础设施方面问题、政策限制问题等也会对企业收益产生一定影响。以债务问题为例，日中投资促进机构最新的调查显示，对债务回收感到不安的企业有51%，较1999年的61.2%、1997年的73.7%有了明显好转。随着中国市场秩序的完善、日资企业经营经验的积累，在中国确保优良的销售代理商是可能的，债务问题能够得到进一步解决，但是拖欠债务占销售额比例在10%以上的企业为11.3%。但是一旦这些企业债务无法回收，这些企业的收益率也会大为降低，甚至转为亏损的可能性也很大（见表6-22、表6-23）。
表6-22国内销售面临的问题
表6-23拖欠债务占销售额的比重
在国内政策改变方面，不少日本企业将“中国政策的改变”认为是“经营上的问题”。例如日本企业对中国废除机械设备进口关税减免政策（1996年4月以后）、降低出口企业退税率（1995年7月）反映较多。尽管这种制度变化对日本企业经营产生的影响极为有限，例如日中投资促进机构的调查（第6次）显示，企业收益预期与实际结果的背离的原因中，回答“关税和税制等制度问题”的企业只有4.7%。但是由于出口型企业中销售利润率在3%以下的盈利企业占27.5%，也就是说盈利企业中1/3弱的企业是略微盈利，因此，中国2004年1月开始将出口增值税退税比例由15%降低3%（其中电机、服装类降低4%），因此，退税率降低将迫使企业提高价格，否则企业就会出现亏损。在价格竞争激烈的市场环境下，原本利润率很低的企业已无进一步提高价格的空间，这样将会导致很多企业受到影响。
（二）影响日本投资业绩的微观因素
众所周知，成本因素是决定企业收益的重要因素之一，无疑日本在华投资的成本因素也对日本在华投资企业业绩有着重要影响。下面我们对各种成本因素对企业经营业绩的影响进行简要分析。
根据日中投资促进机构第7次问卷调查（见表6-24），2002年在人力成本不超过10%的企业中，回答企业约占56.3%，折旧成本不超过10%的企业也占58.3%，而在成本构成上，74.4%的企业其原材料所占比重超过50%，其中原材料成本占70%以上的企业约有40.6%。原材料成本构成了产品的成本价格的大部分，而人力成本和折旧成本所占比重较低。日本经济产业省的调查（见表6-25）也显示，销售管理费用、租赁费用、运输费用、工资成本以及折旧费等占总成本的比重非常低，特别是工资成本、折旧费用、租赁费用或者低于亚洲平均水平或者与亚洲平均水平相当。因此，日本在华企业削减人力成本和折旧成本等，对企业经营业绩的贡献度非常有限。削减成本对企业经营业绩贡献度较大的就在于原材料成本的削减。成本的削减对于企业经营业绩水平有着较大的影响，我们知道原材料、零部件等的本土化采购是削减成本的重要手段，许多在华著名投资企业的事例证明，原材料、零部件的本土化采购可以保障企业的准时化生产，减少运输成本，降低库存成本等，同时还可以规避原材料、零部件海外采购的汇率风险。
表6-24生产成本的构成
表6-25日本在华企业各种费用占销售额比重（2001年3月）
然而，在降低原材料成本的最有效环节——本土化采购方面，日本在华投资企业存在严重的不足。在上一节我们看到，日本对华直接投资本土采购比重在90年代后期有了较大提高，由1996年的39.9%上升到2000年的47.6%，虽然高于亚洲平均水平，但与日本在美国等发达国家投资企业的本土采购比重相比仍然有较大的差距。根据日中投资促进机构的调查，原材料零部件在华采购比重高于30%的企业，由1993年的43.6%稳步增长至2001年的70%左右，但是采购率不足30%的企业仍然占30%（见表6-26）。
由上述成本分析表明，日本在华投资企业的原材料、零部件成本的本土化采购比重仍有待进一步提升，目前这种相对较低的本土化水平是造成经营目标与经营业绩出现偏差的因素之一。
表6-26日本企业从中国国内的采购比重
由上述几组数据我们知道，尽管日本在华投资企业的工资成本处于较低水平，尚未对企业经营业绩造成很大影响，这主要是由于目前日本母公司派驻中国子公司人员的工资等费用大都由母公司负担而不纳入当地企业经营费用之中，此外研究开发费用也主要由母公司承担，技术转让价格基本确定在在华子公司创造的利润范围区间内。因此，这就使大部分企业表现为盈利。但是，随着中国逐渐实施严格的转移价格税制、以及对税收管理的加强，日本企业如果不能明确解释派驻人员的成本和研究开发费用的负担，就会被征税。1992年以来的10年间，中国对8000余家外资企业进行了转移价格的调查，对其中7000家实施整改。[12]如果把母公司支付的费用转为由在华投资的企业负担，相信不少企业的收益将会受到挤压、甚至出现亏损。许海[13]通过比较1992年和1997年日本跨国公司在华投资企业业绩比较研究表明，日方经理人员使用率与子公司业绩之间呈显著负相关关系。
投资收益预期和实绩的背离的另外一个理由就是企业的“计划”自身特别是可行性报告自身存在的失误。日中投资促进机构第6次调查表明，承认这一点的企业虽然只有1.4%，但是在现实中应当更多。日本企业决策的特点就是：对投资项目决策的期间相对较长，但一旦做出决策就会积极高效地推动投资项目的实施。但是在90年代中期的对华投资热中，部分中小企业未进行充分的可行性研究就贸然进行了投资（当然也有一部分大企业在研究调查工作方面做得也不很充分），没有准确把握中国市场的需求，因此造成无法实现预期的目标。例如某酒类制造商T公司认为中国市场庞大、对日本酒的需求会较大，带着这种良好的预期进行了投资，然而实际上日本酒不符合中国人的口味，造成目前的主要客户只能是当地的日本料理店。
次外，企业产品自身的原因对企业经营业绩造成影响。由表6-21可知，在影响日本在华投资企业收益、面临竞争激化的因素中，“品质和性能”以及“产品差别化”等与产品本身相关的因素合计为42.7%。以中国的家电市场为例，家用电器曾经是一个对日本投资者充满吸引力的行业，但是90年代以来中国本土家电厂家，利用基础零部件加工贸易实现的低成本以及国内流通、售后服务网络，逐渐占据了巨大的市场份额，对日资企业造成压制。2002年家电市场份额前10名中，长虹、TCL、康佳、海信、创维、海尔、上广电位居前7位，市场份额分别为16.3%、13.2%、12.5%、10.3%、9.6%、6.6%、3.0%。过度投资使生产能力过剩、造成家电产品的过剩，以此背景下，中国家电市场进行着廉价销售竞争。
但是，中国企业生产的产品多为大众普及型的中低端产品，在这一产品领域日本与中国的竞争处于劣势。不少日本家电企业采取的是转移日本国内已经普及的产品的生产、主要零部件
由日本出口这一日本企业旧有的投资战略，例如松下电器在华建立的35个工厂中大多数是单品生产。因此，为了追求规模效益，必然生产那些能够短时期大量产出的普及型产品。而这类产品在技术上，中国的本土厂商比较容易模仿掌握，如果日本企业以这些产品参加低价销售竞争的话，原本在流通、售后服务方面与本土存在差距的日本企业肯定处于不利地位。日本企业原本可以凭借高端产品战略或产品差别化战略在残酷的市场竞争中取得较好的经营业绩，然而有些日本家电厂商未及时改变产品战略造成收益恶化，最终不得不退出中国市场，例如80年代就进入中国的日立公司日立制作所于2002年3月将福建日立电视机有限公司48%的股份卖给中方合作伙伴，从低价格的显像管电视机领域撤出。[14]作为成功的事例，日本索尼及时调整了产品定位以高技术含量产品进入市场，在中国家电市场中取得了2.9%的市场份额，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
第五节
日本在华投资企业改善经营业绩的策略
由上述分析我们可知中国市场存在激烈的市场竞争，日本在华企业的主要竞争对手是中国本土企业（68.9%）。[15]为了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获取竞争优势，最重要的就是取得成本上的优势。通过上一节的分析我们看到，对日本在华投资企业贡献度最大的成本因素是原材料因素。因此，日本的成套产品厂商都尽可能地在华采购低廉的零部件、材料，谋求削减成本。日本贸易振兴会的调查显示，为了在竞争中获取更大的市场份额，日本在华投资企业主要采取的对策主要是“进一步提高本土采购比重”（56.1%）、产品高附加价值化（52.8%）、人才本土化（39.7%）和强化市场能力（37.5%）、经营合理化（35.9%）（见表6-27）。
目前，不仅组装厂商，甚至零部件供应商都将零部件的采购从日资企业转移到本土企业，谋求削减成本。例如松下电器表示：
到2004年度末的两年间削减零部件采购成本20%（相当于3000亿日元）……在零部件采购方面，将对华采购量提高到目前的两倍约800亿日元，从研发阶段加强对零部件厂商的干预，贯彻彻底的成本管理。[16]
表6-27日本企业面对激烈竞争的改善对策
家电厂商索尼公司也“将一部分白色家电的零部件采购窗口集中于中国，此前的国内外生产据点各自进行的采购统一转变为一揽子采购，降低零部件材料成本”[17]。
在产品方面，许多日本企业开始实现产品的高附加价值化和产品差别化，以期提高产品的市场竞争能力。还以彩电为例，以生产过剩为背景的中国彩电业进行着廉价销售竞争，日本电视机厂商进入中国时也曾希望取得更大的市场份额，但随着中国企业的迅速飞速发展，大众型产品市场几乎为中国本土企业占领，因此不少日本厂商抓住中国城市住房体制改革以及年轻消费者的消费需求变化、中国市场对普通彩电需求不振而对高端电视需求较大等契机，调整了产品市场竞争战略，采取了高附加价值型的商品战略，开始将产品定位于高端电视机领域。因为产品性能与进口产品相当而且价格便宜，尽管以高于中国产品数倍的价格进行销售，虽然难以获得较大市场份额，但却获得了较大的利润。例如，索尼、东芝等日本企业在中国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尽管没有取得理想的市场份额，2000年索尼电视的销售量仅为海信电视的10%，但是其利润却达到海信的70%以上。
案例
广州本田——内销型企业成功的典范
根据投资目的，日本对华直接投资企业分为以进入市场为目标的市场导向型投资企业和将中国作为生产据点的出口导向型企业。从经营业绩角度看，出口导向型的成功案例较多，而市场导向型的成功案例相对较少。而本田公司在广州建立的“广州本田汽车公司”则是以中国
市场为目标的典型的成功企业之一。
21世纪中国市场最引人注目的领域就是称作3M的住宅（Myhome）、私家车（Mycar）和手机（Mobil）市场，其中私家车市场发展潜力巨大。日本在20世纪60年代迎来了私家车时代，其背景就是日本经济高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得到大幅提高。目前中国的情形与20世纪60年代的日本较为相似。2001年中国汽车销售量约236万辆（其中轿车约73万辆），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10大市场，其主要品牌份额见图6-5。汽车普及率全国平均为1辆/100人，在北京等一些大城市汽车保有量已经达到每百个家庭拥有12辆的水平。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居民消费水平的日益提高，以及受到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影响，到2010年中国轿车将得到迅速发展，从市场规模来看，轿车的销量将达到目前的3.5倍即250万辆的水平，到2015年包括轿车在内的汽车销量有可能达到日本的水平。
本田汽车进军中国的契机缘自广州标致汽车撤出广州。1996年法国标致与广州汽车集团解除合资协议后，日本本田开始了与广州汽车合资的谈判，1997年11月双方在东京签署了合资协议，日本大型整车生产项目厂商首次进入中国。1998年7月，广州本田（广州本田汽车有限公司）由本田和广州汽车集团分别出资50%（注册资本1.3994亿美元）正式成立。2001年，广州本田的员工总数达2406人（其中日本人26人），轿车产量（雅阁）达51653辆，较上年增长60.3%，产品全部在中国市场销售，市场份额为7.3%，2001年4月广州本田还推出新车型“奥德赛”，全年销量达5.9万辆。2001年广州本田实现销售额120亿元，较上年增长58.4%，进口关税、增值税、消费税等纳税额（企业所得税除外。利润产生第2年内享受减免企业所得税的优惠）达26亿元。关于该年度的利润额，广州本田没有发布，不过根据《中国经济时报》的报道，2001年广州本田实现税前利润额45亿元，这样广州本田的销售利润率估计为15%左右。广州本田仅仅3年时间就实现了盈余，对此我国政府对广州本田给予了“中日合作的杰作，双赢体制的典范”的高度评价。
图6-52001年中国汽车市场主要品牌份额
广州本田之所以能够在短时间内取得成功，主要有如下一些经验。
（一）细致周密的市场调查与适当的市场价格定位
本田在进军中国时，不仅进行了周密的市场调查，而且对产品的销售价格进行了准确定位。当时与雅阁轿车同样档次的大众奥迪为34万元、通用汽车的别克轿车为35万元，广州本田将新车价格设定为29.8万、以低于30万元的价格赢得了市场，该市场价位受到中国市场高收入消费者的广泛欢迎。
（二）充满诚意合作及依靠专业咨询公司进行科学决策
广州本田目前设总经理1名（日本人）、副总经理3名（日本人1名、中国人两名），4名主要负责人每周召开经营例会，中日合作双方进行充分的平等的意见交流，同时在专业咨询公司的协助下科学制定经营方针。广州本田总经理门协轰二指出：“令合作伙伴理解日方的想法非常重要，而且必须尊重中方合作伙伴的建议，这种平等意识是在中国投资取得成功必不可少的条件之一。”
（三）引进新车型、新技术
不少欧洲汽车厂商认为中国是发展中国家，应该引进与发展中国家相适应的技术，例如法国标致、德国大众均在华生产而在欧洲已经淘汰的车型（标致505、桑塔纳）。然而本田却采取了截然相反的战略。确实，按照人均所得水平中国属于发展中国家水平，但是由于中国存在着巨大的区域差别和收入差别，有相当一部分人已经步入富裕阶层，因此广州本田以这部分富裕阶层为市场目标，引进了最新车型和最新技术，在中国市场取得了成功。
（四）积极推进本土化
本田制定了积极推动本土化的战略，携数十家系列零部件厂商共同进入广州，目前广州本田的本土零部件采购率高达60%，为成本削减作出了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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